其二，你也理解错了一个作家写作的初衷。你会在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设定，里面不乏很多的恶棍流氓之类，为什么呢，难道只是让读者读起来更爽吗？

如果你只是这么认为而且读过之后爽完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思考了，那也只是流于表面了，都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像古代的镖局，他们跟贼是合作的，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打，而且和谈。

说真话，因为保镖吃的正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保镖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贼正是保镖的饮食父母呀，就像是贼会到城里来玩，玩的时候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恶棍是为法律和规矩所不容的，但对于作家来说，把恶棍的形象塑造的合乎逻辑、完整丰满和有血有肉，则别具一种吸引力，就像莎士比亚在创造伊阿古时的兴趣肯定要比他在天花乱坠地描绘德斯戴蒙娜时更加的兴趣盎然、兴致勃勃；

当然，还有一点是，作家创造恶棍流氓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某些本能，就是那些在文明世界的礼仪风俗的压迫之下退入神秘的潜意识身处的本能，让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其实就是让他的自我中那个无法借由其他方式得以表达的部分，本我的那一部分，得以表达并获得生命，这种满足感对于作家本人来讲也是一种满足。

说这么多，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在表达对上层统治者的抱怨之前，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你要有敬畏之心，不是盲目的就敬畏，是要想到高层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是比你多的，高层所经历的动乱和解决问题的经验肯定也是比你更丰富的，高层所考虑到的可能是更加长远的利益，也许当下大家都看不懂，可是最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显示出他的正确性。

谈社会制度，谈政治体制，民主在当下够流行了吧，可是丘吉尔不也说吗，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他只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丘吉尔这句名言，这话听着多少有点别扭，为什么不说最好的制度，偏要说最不坏的制度，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从语义学角度来说，这两种修辞没有什么区别。但说法的不同，表达了含义的区别。

如果丘吉尔说‘最不坏’，可能是有人说，这种制度也是有毛病，有坏处的。但丘吉尔反驳说，其他制度也有坏的一面，跟民主制度比起来，民主制度就算是最不坏的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呢？可能是有的。

当然，这里的所谓民主制是指的西方式的民主制，而不是所谓抽象的包罗万象的民主制。那样的民主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在不同的国家，也是有着一些区别的。

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那个国家元首纯粹是一个摆设。虽然英国老百姓并不特别反感，但摆设就是摆设，没有多少实质的用处。而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就是很有实权的，美国甚至没有政府总理，而意大利的总理和德国的总理权力就比较大，对比之下，他们的总统也多少有点摆设的味道。

但支持西方民主制的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两党制，诸如此类。

跟美国民主制完全一样的菲律宾和利比里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却与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利比里亚长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里，所造成的结果却有如此之大的区别？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还是那句老话，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采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应该是指英国当时所实施的制度。但这并不等于其他一切国家都必须或者应该实施这种在英国看来是所谓最不坏的制度。

无论是最不坏还是最好，总要适合那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且所谓最不坏或者最好，还要看这种制度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带来更多的福祉还是更多的麻烦，或者是祸害，甚至是灾难。

西方国家在九十年代之后，在非洲大力推行西方式民主，结果那里有不少国家根本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以部族作为当地社会的基本构架，这样的所谓民主选举只会挑起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引发内战的发生。

至少人们看到，在某些非洲国家，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当糟糕的。

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清末时期的康有为上书，慷慨激昂，自己觉得不得了，他当时就没有看待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权力运作了解的局限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意淫的成分挺多的，他所说的那些言论，哪些改革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很先进很前沿的，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想过统治者是真的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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