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宁致远默默的点了点头。

“还有就是警察要保护证据以防止证据被污染。以‘辛普森杀妻案’为例，法庭判决辛普森无罪的直接原因是控诉其犯罪的证据链，因一关键证据被污染而破坏，致使指控不成立。诱因是警方对现场血迹的保管方法不当，按照规定，新鲜血痕要用专门的塑料袋来包装，而警察是用普通的纸袋，这就有可能使血痕受到污染，导致DNA检验鉴定结果可能不可靠。

这一点，对于咱们这个经济案件就没有那么多复杂了，也没什么好说的。至于你说的中午只是给了你两个小面包，你没有吃饱。那当时你有没有提出要求说想要再要一些”？宋律师问道。

宁致远回忆了一下，当时是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经历着那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自己的内心一团乱麻，哪还有胃口吃饭呢，“没有，那时确实也吃不下”，宁致远说道。

“所以啊，‘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有要东西吃但警察没给你的这一行为，那你可以追根究底的说着肯定是程序不合法，对吧，但你没有呀，没有证据的说法，先不管真不真实，只要你没办法证明，那就只会让法官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宋律师说道。

宁致远默默的点了点头。

“还有，上面只说了新的政策之下，对侦查工作的约束和要求，可是 ，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新的政策对侦查工作的影响也是如此。因为审判工作的效率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它直接和充分地利用了侦查的成果，避免了审判阶段进行实质性证据调查的复杂甚至缺乏效率的活动。

侦查环节是最接近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能够第一时间与案件当事人及相关重要证人接触，掌握第一手证据，具有天然的优势性。侦查在实践中的成果以及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且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刑事诉讼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查清案件事实，以确实、充分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但是事实的真相是无法直接检验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活动，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尽最大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而侦查处于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其不同于主要从事证明活动的审判阶段，对于案件事实，侦查实现的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活动。

随着证据审查证明标准的上升，使得侦查工作要融入更多的证明工作，这无疑给侦查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工作任务。为了保留并继续发挥侦查工作的优势，应该充分保证侦查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为了保留侦查工作天然的优势性，避免因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侦查工作继续体现其高效的价值，也同时给与了以下几方面的保障工作。

首先，给予侦查机关充分的资源配置保障，保证侦查机关侦办案件时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以及合理的侦查工作办案期限，以便于侦查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真相，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达到符合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的高度；

其次，不可盲目提高或降低逮捕的标准。在侦查阶段，以查缉犯罪嫌疑人为重要的侦破结点，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侦查讯问、补充收集证据以及查明其他犯罪事实等工作的开展。

逮捕的基本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对于其中的‘证据’的标准不宜畸高，更不可盲目上升至审判环节的标准。同时，在遵守法定审批程序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必须充分保证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的权力，以及对于侦查羁押期限的合理使用，从而充分保障侦查所需的必要且合理的时间；

再者，要保证侦查机关充分行使侦查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在‘以侦查为中心’的错误实践中领悟出来的改革举措，但‘去侦查中心化’并不代表一杆子否认了侦查的作用，更不可因此而限制侦查权，相反要充分保障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

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合理扩大’侦查权，‘合理扩权’不是使侦查权凌驾于检察权与审判权之上，而是使得‘权力’与‘职责’相适应，即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其侦查权应得到及时、有效的保证。

随着对侦查机关侦办案件的收集证据的能力以及证据质量要求的提高，在侦查机关任务难度加大的同时，还应保证其有相应的合理的‘权力’以帮助其顺利地开展侦查工作。还是一样的道理，你说承办在拷你的时候太紧了，你提了要求，他们帮你松了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宋律师说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也清楚的了解了，关于这一些，就不用再纠结了”，宁致远说道。

“好的，你能明白就好，还有一点，我想跟你探讨下，刚刚也说了新的政策改革，但是，本质上讲，‘以审判为中心’并不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更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虽然将证据的审查标准上升至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侦查工作的积极能动性，限制侦查人员合理使用推理的方法发掘案件事实的潜力，使得侦查工作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搜集证据上会变得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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