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烟尘散去，陈援朝发现老班长的后背全是血，一块弹片嵌在肩胛骨里。“班长！”他想去扶，老班长却指着卡车：“别管我，快开车！物资不能丢！”陈援朝咬着牙发动卡车，车轮碾过弹坑，发出咯吱的响声。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老班长靠在椅背上，手里还攥着半枚红棉徽章——那是他牺牲的儿子留下的。

运输线上，像“红棉73”这样的卡车每天都在牺牲。有的司机为了保护物资，把卡车开到悬崖边，让物资滚下去，自己却被炸弹吞没；有的战士用身体挡住漏油的油箱，让战友把物资运走。陈援朝的卡车先后被炸毁三次，每次都是从废墟里爬出来，又换上新的卡车，继续行驶在“死亡公路”上。

他在卡车的工具箱里藏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一次运输任务，记着牺牲的战友名字。本子的第一页，用红墨水写着：“爷爷的红棉在太行，父亲的红棉在北平，我的红棉在朝鲜的公路上，每一寸被车轮碾过的土地，都是我们用命守护的祖国。”

四、上甘岭坑道里的文化星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最惨烈的阶段。陈援朝所在的运输连被调到前沿坑道送物资。坑道里阴暗潮湿，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战士们挤在一起，靠吃炒面和雪水维持生命。

“陈教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一个脸上缠着绷带的战士说。陈援朝放下肩上的弹药箱，清了清嗓子：“好，今天给大家讲个‘红棉’的故事。我爷爷当年打游击，藏情报的地方特别有意思……”他绘声绘色地讲着，战士们听得入了神，暂时忘记了伤痛和饥饿。

讲完故事，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用炮弹壳做的“棋盘”，上面画着楚河汉界，棋子是用石子磨的。“来，谁跟我杀一盘？”立刻有几个战士围了过来，坑道里响起了久违的笑声。陈援朝又拿出用弹壳做的笛子，吹起了《东方红》，笛声在坑道里回荡，带着一种悲壮的力量。

坑道里有个战士叫大刘，是个文盲，却特别想学写字。陈援朝就用树枝在地上教他：“这是‘党’，这是‘国’，这是‘家’。”大刘学得很认真，手指在泥土里反复写着，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有一天，他突然对陈援朝说：“陈教员，等我学会了写字，我要给俺娘写封信，告诉她，她儿子在朝鲜打美国鬼子，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

在坑道最艰难的日子里，陈援朝组织大家办“战地墙报”。他们把罐头盒剪开，用黑烟灰调水当墨水，在破布上写新闻、写诗。有个战士写了首诗：“上甘岭的石头硬又光，咱们的骨头比石强，红棉花开在坑道里，朵朵都是胜利光。”这首诗被抄在破布上，挂在坑道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有战士对着它敬礼。

五、板门店谈判桌上的精神刃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在板门店举行。陈援朝作为翻译组的成员，参与了后期的谈判工作。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志愿军军服，胸前的红棉徽章擦得锃亮，坐在谈判桌旁，听着美军代表傲慢的言辞，手指暗暗攥紧。

“我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现有阵地以北38公里处。”美军代表敲着桌子，陈援朝翻译时，声音不卑不亢：“贵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军事分界线应基于双方现有实际控制线。”他想起长津湖牺牲的战友，想起上甘岭坑道里的炒面，这些话不仅是用嘴翻译，更是用无数先烈的血在呐喊。

谈判桌上，美军代表常常故意拖延时间，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有一次，他们借口休会，故意让志愿军代表在帐篷里等了三个小时。陈援朝看着手表，分针每走一格，就想起运输线上牺牲的司机，想起医院里疼得发抖的伤员。他悄悄拿出口袋里的红棉徽章，用拇指摩挲着上面的纹路，那冰凉的金属让他保持着清醒和愤怒。

“陈翻译，你在看什么？”美军代表注意到他的动作。陈援朝坦然地举起徽章：“这是我爷爷和父亲留下的徽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和平战斗过。我想告诉贵方，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和平，这个徽章，就是我们的信仰。”

美军代表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信仰？在武力面前，信仰不值一提。”陈援朝站起身，声音洪亮：“是吗？那贵方可以试试，看看我们的信仰，能不能抵挡住你们的枪炮。长津湖的冰，上甘岭的石，都已经给出了答案。”

谈判桌外，志愿军仍在浴血奋战，用胜利为谈判桌上的代表们争取筹码。陈援朝常常在深夜回到帐篷，拿出小本子，记录下谈判的进展，也记录下对牺牲战友的思念。他在本子上写道：“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前线战士的血凝成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因为背后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是无数‘红棉’用生命守护的祖国。”

六、凯旋路上的红棉种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正式签字。消息传来时，陈援朝正在整理谈判文件，他手里的钢笔突然掉在桌上，墨水溅在文件上，晕开一朵小小的红花。他愣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推开帐篷，看见外面的战士们已经欢呼起来，有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人互相拥抱，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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