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时期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研究：基于政权博弈与社会变迁的视角

一、分裂格局下的人口流动：十国时期的社会图景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至979年北宋灭北汉，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在这七十余年间，中原地区五代更迭频仍，战乱不休，而南方先后出现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史称"十国"。这种政权并立的格局，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其复杂性与深刻性远超汉唐。

（一）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流向

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多维度驱动特征。军事冲突是最直接的动因，后梁与河东李克用集团的持续战争，使中原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荒弃"（《旧五代史·食货志》），仅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至乾化三年（913年），魏博、镇州等地就有"十余万户"南逃至江淮（《资治通鉴·后梁纪三》）。后唐灭后梁时，洛阳周边"士民窜避，荆棘满城"（《新五代史·唐本纪》），大量人口涌入相对安定的南方政权。

经济差异构成深层驱动力。吴越"修水利，筑海塘，境内无饥馑"（《吴越备史》），南唐"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钓矶立谈》），而中原地区"连岁旱蝗，菽粟腾贵，人多流散"（《旧五代史·晋书》）。这种经济差距促使北方人口向南方进行结构性迁移，据学者估算，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南迁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20%，其中十国政权吸纳了主要移民群体。

政治庇护需求亦不可忽视。各政权为增强实力，普遍采取招徕人口的政策，南唐烈祖李昪"宽仁为政，招徕流散，赐复三年"（《江南野史》），吴越钱镠"下令军中，所至不得掳掠，故士民多来归附"（《十国春秋·吴越世家》）。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逃避赋役或政治迫害的人口，形成"四方之士多往依之"的局面（《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从流动方向看，呈现出三大主线：一是自中原向江淮、江南流动，这是最主要的流向，后梁、后晋时期的移民多涌入吴及南唐；二是自荆襄向巴蜀流动，前蜀、后蜀据有天府之国，成为荆南、湖南流民的避难所；三是自闽、粤向岭南沿海流动，南汉政权通过控制港口贸易吸引海外流民与本土越族融合。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中国南方的人口分布，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二）流动人口的构成与特征

十国时期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分层。上层士大夫群体构成流动的精英层，后唐灭亡时，"衣冠之士多避乱江南"（《南唐书·烈祖本纪》），韩熙载、潘佑等北方士人南渡成为南唐重臣。中层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吴越杭州、南唐金陵聚集了大量北方工匠，《吴越备史》记载钱镠"招纳贤士，又得越中工匠，乃大治宫室"。底层则是大量农民与流民，他们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如后晋天福年间，"河朔流民多寓江淮间"（《资治通鉴·后晋纪二》），成为南方政权的劳动力储备。

流动方式上分为自发性流动与强制性迁移。自发性流动多因经济或政治因素驱动，如闽国后期"政荒民散"，百姓"多亡入南唐"（《十国春秋·闽世家》）。强制性迁移则由政权主导，后梁朱温曾"徙魏博军士家属数万户于洛"（《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南唐灭闽后"徙其宗室及士民于金陵"（《资治通鉴·后周纪二》）。这种强制性迁移往往引发社会动荡，如后蜀孟知祥徙梓州民入成都，导致"百姓怨嗟"（《蜀祷杌》）。

流动人口的身份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他们脱离原户籍所在地，成为"浮客"或"逃户"，失去原政权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在流入地往往难以获得正式户籍，《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唐"括逃户，虽曾占田，多是浮寄，无有契券"。这种身份模糊性成为引发户籍冲突的根源，也为政权间的利益博弈埋下隐患。

二、政出多门：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化建构

十国政权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既继承了唐代户籍体系的遗绪，又因分裂格局而呈现出显着的本土化特征。户籍政策不仅是人口管理的工具，更成为政权博弈的重要手段，其差异化建构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

（一）中原政权的户籍政策延续与变异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但在户籍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基本继承了唐代的"计口授田"与"租庸调制"框架，但因战乱频繁而出现显着变异。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定诸道户籍，命州县括逃户"（《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试图恢复唐代的乡里制度，但实际效果有限，"时方镇各自为政，朝廷命令多不行于境内"（《资治通鉴·后梁纪一》）。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