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庄宗时期曾推行严格的户籍核查制度，长兴二年（931年）下诏："委所在长吏，严切招携，各令复业，不得辄有差科，候及三年，然后依例差遣"（《旧五代史·明宗纪》）。这种政策旨在吸引流民归业，但因军镇割据，"诸州括得逃户，多是军镇奏留，致有劳逸不均"（《五代会要·逃户》）。后晋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支持，减轻赋税以收民心，天福三年（938年）"诏天下除二税外，不得妄有科配，逃户复业者，三年免徭役"（《旧五代史·晋书》），但此举导致户籍管理松弛，"编户之民，流离者半"（《旧五代史·食货志》）。

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显德二年（955年）"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又诏诸州并县，户少者合并，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但随着世宗病逝，政策未能持续，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廿二史札记·五代户口》）。

（二）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

南方十国政权因相对安定的环境，得以在户籍管理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制度体系。南唐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其户籍政策最具代表性。烈祖李昪时期"定民籍，分土、客，土户占田，客户附籍"（《江南野史》），将人口分为土户（土着）与客户（外来移民），客户需在居住满三年后才能获得正式户籍，这种分类管理既适应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现实，又保证了政权的赋役来源。

吴越国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鲜明的商业特色。钱镠政权为发展海外贸易，在杭州、明州设立"客省"，专门管理外籍商人和流动人口，"番商、逃户入籍者，许以货产抵税"（《吴越备史》）。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波斯商人定居，形成"胡商云集"的盛况，同时对本土逃户采取"以工代赋"的方式，令其参与海塘工程以抵徭役，既解决了户籍问题，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前蜀、后蜀的户籍政策则凸显了巴蜀地区的封闭性特征。王建入蜀后"招辑离散，置义仓，定户籍，凡三十年，蜀人富实"（《蜀祷杌》），但为防止人口外流，规定"凡出蜀境者，需持官府路引，违者以逃户论"（《十国春秋·前蜀世家》）。这种封闭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蜀地的人口稳定，但也导致后期"民多逋逃，户口减耗"（《宋史·后蜀世家》）。

南汉政权的户籍管理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刘?据有岭南，境内百越族群众多，因此实行"华夷分籍"制度，"汉户输赋役，俚户输土贡"（《南汉书·食货志》），这种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又保证了政权的财政收入，但也造成了户籍体系的二元割裂，为后世埋下民族矛盾隐患。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差异与博弈逻辑

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户籍登记的标准，中原政权延续唐代"计丁授田"，以丁口为核心；南方政权则多以"田产"为登记依据，如南唐"以田定籍，田多者为上户"（《续资治通鉴长编》）。二是对流民的态度，中原政权多采取强制归业政策，而南方政权则以招徕为主，如吴越"流民复业者，赐田五亩，免租三年"（《吴越备史》）。三是赋税征收的方式，中原仍行"两税法"，而南方多实行"以户等定税"，如闽国"户分五等，上等输钱，下等输谷"（《十国春秋·闽世家》）。

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博弈逻辑。对人口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赋税与兵源，因此各政权都试图通过户籍政策增强实力。南唐通过"土、客分籍"既吸纳了北方人才，又防止了本土人口流失；吴越通过商业户籍政策积累财富；而中原政权则因战乱频繁，始终处于"争民"与"失民"的恶性循环中。这种户籍政策的博弈，本质上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也成为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三、赋役纠葛：人口逃亡引发的跨政权经济冲突

十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原本基于户籍的赋役征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人口逃亡引发的赋税纠纷成为政权间经济冲突的主要形式。这种纠纷不仅涉及具体的财政利益，更牵动着政权的统治根基，形成了复杂的跨政权经济博弈格局。

（一）逃户赋税的追缴与转嫁

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后梁时期，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后梁政府"遣使至吴，请追逃户赋"（《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吴政权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五代会要·逃户》记载："诸州逃户，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或流亡他境，则移文追征"，这种"邻保代纳"与"移文追征"的政策，将赋税负担转嫁到未逃亡者或流入地政权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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