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令女之事，则是一段插曲。其刚烈之“节义之气”，与这血腥的政治屠杀形成鲜明对比，连司马懿亦为之动容，特许其乞子养，为曹氏留下一丝血脉。这或许是司马懿为了平衡自身过重的“杀伐之气”，所做的一点表面文章。

鲁芝、辛敞、杨综等人，因其“各为其主”的“忠义之举”，反被司马懿赦免，并复其原职，以示其“宽宏”与对“忠义”的“推崇”。此举亦是为了收拢人心，稳定政局。何、邓二人应管辂之言而死，更增添了司马懿“天命所归”的色彩，以及管辂“神相”的诡秘。

魏主曹芳，如今已是司马懿手中的傀儡，被迫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象征性地推辞一番，最后还是“勉强”接受，父子三人同领国事，曹魏的“军政大权”与“气数”，已尽归司马氏。

司马懿想起远在雍州的夏侯玄，乃曹爽亲族，其人素有才名，手握兵权，若知洛阳之变，恐生异心，其“忠曹之意”不可小觑。遂下诏，召夏侯玄赴洛阳议事，实则欲将其控制。

夏侯玄之叔夏侯霸，闻听兄长曹爽一族惨遭屠戮，又见司马懿召夏侯玄入京，已知司马老贼欲将曹氏、夏侯氏等与先帝有旧的势力连根拔起，其“复仇之意”与“求生之意”并发，当即引本部三千兵马造反。

镇守雍州的郭淮，对司马氏忠心耿耿，其“镇边之气”刚猛，立刻率兵与夏侯霸交战。夏侯霸怒斥司马懿篡逆，郭淮则骂夏侯霸背反。两人武道修为皆在“显圣”与“凝意”之间，一场大战，杀得天昏地暗。陈泰奉司马懿密令，早已引兵埋伏，与郭淮两面夹攻。夏侯霸兵少，又失了先机，其“锐气”受挫，大败而走，折损大半兵力，只得投奔汉中，归降蜀汉。

姜维在汉中，听闻夏侯霸来降，初时亦有疑虑，毕竟两国立场敌对，夏侯霸身上亦有魏将的“杀伐之气”。待探明实情，方才接纳。夏侯霸哭诉曹爽一门及自身遭遇，姜维亦为之唏嘘，叹道：“司马老贼，倒行逆施，其‘篡逆之气’昭然若揭！公能弃暗投明，匡扶汉室，堪比古之微子！”

席间，姜维问及司马懿父子是否已有伐蜀之意。夏侯霸道：“ 钟会年少有胆智，其“机敏之意”锋芒毕露；邓艾更是奇才，虽口吃，然胸有丘壑，观山川地形便能规划屯兵积粮之所，其“地理之意”与“兵略之意”深不可测，皆被司马懿看重，引为参赞。夏侯霸言语间，对这二人充满了忌惮。

姜维闻言，却傲然一笑，其“继武侯之志”的“豪情之意”勃发：“量此黄口孺子，何足道哉！待我提汉家王师，扫清中原，兴复汉室，便教他们知晓我大汉天威！”

于是姜维引夏侯霸入成都见后主，力陈司马懿篡逆，魏国将危，正是北伐良机。他多年在汉中屯兵，兵精粮足，其“北伐之意”炽热，更得夏侯霸这熟悉魏国内情的向导，正是天赐良机。

尚书令费祎，为人持重，其“守成之意”浓厚，谏曰：“蒋琬、董允新丧，朝中辅政之人本就短缺，内政未稳，伯约当效法丞相，先固国本，待时而动，不宜轻举妄动。”他能感觉到蜀汉的“国运之气”在诸葛亮死后已然衰弱，此刻强行北伐，如同逆水行舟，凶多吉少。

姜维却意气风发，慨然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岁月迁延，何日才能克复中原，完成丞相遗愿？”

费祎再劝：“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等武略智谋，皆不如丞相远甚。丞相六出祁山，尚且功败垂成，何况我等？”他的“谨慎之意”中，带着对诸葛亮未能成功的深深遗憾，以及对当前形势的悲观。

姜维反驳道：“吾久居陇上，深知羌人之心。羌人部落，其‘悍勇之气’可为我所用。若能联络羌兵，以为外援，纵不能一举克复中原，至少陇西之地，唾手可得！”

后主刘禅，其“庸弱之意”依旧，但也受姜维“豪情”感染，准其所奏。

姜维领命，同夏侯霸计议，决定先筑二城于麴山，以为掎角之势，再联络羌兵。

秋八月，蜀将句安、李歆往麴山筑城。郭淮、陈泰早已探知，率大军围困，断其粮道与水源。句安、李歆二城，如孤岛一般，陷入绝境。城中无水，蜀兵掘土堰取雪水解渴，其“坚韧之意”令人动容，却也难敌魏军数倍兵力与“地利之气”的压制。李歆奋死杀出求援，身负重伤，方才得脱。

姜维得报，心急如焚，不等羌兵齐至，便欲发兵救援。夏侯霸献计，引兵袭取雍州之后路要隘牛头山，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郭淮、陈泰回援。

此计虽妙，却被陈泰料中。陈泰用兵亦有章法，其“应变之意”不弱，令郭淮引兵暗取洮水，断蜀军粮道，自己则亲率大军，于牛头山以逸待劳，伏击姜维。

姜维兵至牛头山，与陈泰大军遭遇。两军酣战，姜维虽勇，其“武勇之意”激荡，连败陈泰，但魏军凭借地利与兵力优势，占据山头固守。正僵持间，郭淮断绝洮水粮道的消息传来，蜀军军心动摇，“粮尽之慌”蔓延。姜维大惊，急令夏侯霸先退，自己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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