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元旦，莫斯科的烟花照常绽放，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新年毫无喜庆可言。国家税收比上一年下降了40%，而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暴富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装满他们的私人飞机。

在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室里，经济部长索斯科韦茨摊开一份报告：“总统先生，国有资产流失已超过70%，国家财政濒临崩溃。那些通过拍卖获得企业的人，几乎没有一家在纳税。”

叶利钦揉了揉太阳穴，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窗外，红场上的积雪反射着冷光，像是这个国家正在冻结的希望。“我们本想建造一座通向繁荣的桥梁，”他低声说道，“却没想到这是一座通往深渊的单行道。”

与此同时，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位失业的造船工人正用最后的伏特加与朋友碰杯。他的工厂已经被某个寡头改造成赌场，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技能，现在只能用来修理漏水的下水道。

“同志们，”他举着酒杯，声音里带着苦涩的笑意，“为我们的自由市场干杯。它让我们用半生的劳动换来了几瓶伏特加，却让那些秃鹫用几美元买走了整个国家。”

当拍卖锤最后一次落下时，俄罗斯已经不再是那个让世界颤抖的超级大国。它成了一具被秃鹫啄食的巨兽尸体，而那些在废墟中狂欢的寡头们，正用从国家骨架上剔下的肉，搭建着自己的黄金宫殿。

五、伏尔加河畔的黄金棺材：国家信用的最后葬礼

1996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伏尔加河畔的楚瓦什共和国银行保险库里，守卫们正用猎枪驱赶成群的蚊蚋。保险库的钢门突然被撞开，一队蒙面人举着AK-47冲了进来。领头的人摘下头套，露出银行行长那张熟悉的脸。

“同志们，”他晃了晃手中的法院查封令，上面盖着莫斯科经济法庭的大红印章，“国家欠我们贷款利息，这些黄金只是合法补偿。”

保险库里堆满了楚瓦什共和国准备用于支付教师工资的黄金条块。几个小时前，这些黄金还属于共和国政府；几个小时后，它们将被熔铸成新的金条，流入某个离岸账户。而楚瓦什的教师们，将在接下来的冬天用粉笔头蘸着墨水批改作业——因为连买粉笔的钱都成了银行家们脚下的垫脚石。

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电子屏幕上闪烁的数字比伏尔加河的浪花还要疯狂。那些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用对讲机喊着“卢布兑美元1:6000！”的声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某个角落里，一个年轻人正用颤抖的手把最后一张苏联债券塞进碎纸机。碎纸机咔嚓咔嚓地嚼着纸张，就像整个国家在咀嚼自己的尊严。

“同志，”他对着碎纸机吐了口痰，“你比我更配得上这些垃圾。”

此时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卢布贬值如自由落体。国家税收体系已经崩塌，1996年联邦预算的执行率仅为43%。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获得企业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购买法国城堡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地铁里，流浪儿童用吉他弹唱《喀秋莎》，他们的听众是那些用养老金买不起面包的退休将军。

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一位老妇人正用缝衣针把硬纸板钉在棉衣上。她的孙女问：“奶奶，为什么我们的棉衣像圣诞树？”老妇人摸着孙女的头，指着广场上正在拆除的列宁雕像：“孩子，因为圣诞老人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只能自己钉金子。”

六、冰原上的纸牌屋：寡头的加冕礼

1996年总统大选前夜，叶利钦的竞选总部里，别列佐夫斯基正用雪茄点燃一支烟。墙上挂着俄罗斯地图，上面插满了代表寡头势力范围的彩色旗子。

“总统先生，”他对着电话那头的叶利钦说，“如果想连任，您需要我们的媒体支持。而我们需要您签署的那三份企业私有化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足够让克里姆林宫的寒鸦飞过三个房间。

“告诉那些年轻人，”叶利钦的声音带着伏特加的颤音，“让他们把选票给我，国家就是他们的。”

三天后，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ORТ电视台正在播放叶利钦的竞选广告。画面里，老态龙钟的总统站在红场上，身后是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旁白用天使般的声音说道：“他给了我们自由，现在请把未来交给他。”

与此同时，在新西伯利亚的某个酒馆里，矿工们正用猎枪押韵地敲打着桌子。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十一个月，而酒保刚刚宣布：伏特加的价格又涨了三倍。

“自由？”一个矿工把空酒瓶砸向墙壁，“自由就是用我的肝脏换他们的游艇。”

窗外，西伯利亚的寒风卷着钞票碎片，像极了苏联时期飘扬的红旗。

七、红场上的最后一场雪：谁为明天买单？

1996年圣诞节，莫斯科的雪格外白。克里姆林宫的圣诞树上挂满了美元形状的装饰品，而红场对面的救世主塔楼上，新挂起的电子钟正在显示卢布兑美元的最新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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