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问伯父：西安往延安运枪支为什么不雇条毛驴驮上，干嘛要人背？伯父回答我：那时从西安到延安，十里一岗五里一哨，国民党封锁非常严密，他们走的那条道黄鼠狼都翻不过去。有时夜里走路，狼就在身后跟着，稍不留神就会做了狼的美餐。况且老李叔不让他们结伙行路，害怕被国民党的队伍发现后一锅端，所以基本上都是单独行动。只有在往西安走的路上，才允许几个人结伙走路，因为身上没有枪支，即使遇见路上盘查的队伍也不害怕。

我见过李叔。那是在一九五三年，李叔专门到凤栖来寻找伯父，穿一身四个兜的解放服。李叔问伯父：想不想在政府里边干事？那时伯父才知道，李叔原来是共产党。伯父说，他听说政府里边制度很严，他一生懒散惯了，不想受人约束。李叔临走时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包冰糖给我，那包冰糖我吃了很久，有时故意拿到伙伴们中间去吃，看见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我很得意。

言归正传。伯父背着一百八十块银元，气昂昂地走进凤栖县城。他没有先回那孔土窑洞，而是径直来到胡三家，见了胡三气度不凡地说：还钱！

胡三不紧不慢，先给伯父倒了一杯茶，眼瞅着伯父一口气喝干，然后才慢悠悠地说：钱不用还了，你兄弟已经替你还清了。

我兄弟？伯父吃惊不小，他那来那么多钱？

胡三笑笑：你先回家吧，回去以后什么都知道了。

伯父回到那孔土窑前，只见门上挂的锁子已经生锈。他把锁子扭开，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尘土。正疑惑间三婶来了，说了父亲被抽壮丁的过程。

伯父一下子就像被人剔了骨头那样瘫在地上。伯父在想：假如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他死后如何去见列宗列祖？三婶在一边苦苦相劝，没用。伯父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嘴上干起了一层皮，眼睛圆睁着，傻了呆了，三婶说什么都不听。三婶急得哭道：咱兄弟不过是当兵去了，人还没有死呢！你这样子让咱兄弟怎么能够安心？吃饱喝足，把身体养好，想办法把咱兄弟找回来才是正理。

伯父一想也是。三月十二安宫寺唱戏，伯父和三婶一起前往安宫寺许愿。伯父跪在菩萨面前说，只要他的兄弟能够平平安安回来，他愿意为菩萨重塑金身。

从那以后伯父戒酒戒赌，改掉了身上所有的瞎毛病。实在无聊时，便站在象棋摊前看人家下象棋，看得久了也看出一些门道，于是便赤膊上阵，杀得一塌糊涂。

想不到伯父刚回到凤栖半年以后，父亲便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在凤栖街头。伯父把父亲拉到跟前，左看右看，担心是在梦中。

……公元一九七零年冬天，我穿上军装，坐上到新疆的闷罐子火车，去当兵。那年月上大学的路堵死了，当兵成了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在部队我表现得特别努力，很快就被当作干部苗子重点培养。可是部队调查函寄到到我们凤栖后，我的家庭背景栏里填着：其父是国民党兵痞。仅此一条，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九七六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父亲可能也知道是因为他的背景而影响了我的前途，显得非常愧疚。有一次父亲病了，我守在父亲的炕头侍候父亲，父亲断断续续，讲了他当兵的那一段经历。

父亲当兵的那支部队原来隶属于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被蒋介石改编。团长叫郭麻子。郭麻子行军时不爱骑马，常常骑一条毛驴，所以战士们也戏谑郭团长是“毛驴将军”。这支部队虽然被改编，蒋介石仍然不放心，派自己的嫡系部队时刻监视着他们，当然，克扣部队给养成了家常便饭，士兵一连几个月见不到军饷，天热时换不下冬装，天冷时又穿不上棉衣，军容不整，更像民团。

可是父亲当兵时基本上没有吃苦，因为郭麻子看上了父亲，特意挑选父亲给他当了勤务兵。当了勤务兵的父亲经常不离郭麻子左右，自然少不了郭团长的特殊关照。一九四零年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日本兵从山西挥师南下，企图侵犯西安，于是这支陕西军队就在中条山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日阻击战。

父亲回忆，那场战争打得特别惨烈，部队前边跟日寇作战，后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用枪顶着陕西军队的后脑勺子督战。有些战士受伤倒下了，后边督战的部队不但不组织救治，反而给负伤的战士补上一枪……许多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中，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这支陕西地方部队而不择手段。然而，兵马俑的后代却是那么的勇猛，硬是用血肉之躯保护了陕西这片国土没有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战争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打得弹尽粮绝，横尸遍野，他们这个团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郭团长仍然不服气，指挥着部队死战到底。终于有一天，郭团长受了伤，父亲把郭团长从战场上背下来，在一间破民房里一直守了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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