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什么都奇缺，唯独太阳笑得灿烂，显得肆无忌惮。早晨，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卖包子咧——”。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叫卖声里藏着诱惑，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下同）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爬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做摆设用。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后来有了煤油，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也不常点，只是偶尔用用。天刚麻麻黑，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哄我钻进被窝里，然后天上地下，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

听伯父讲，我们老家住在陕西蓝田县一个叫做支家沟的地方，那个村子座落在西安市和蓝田县的交界处，闲暇时，村里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庙里看戏，看完戏后又成群结伙步行回到村里。可见我们村离西安市并不遥远。

伯父并没有讲过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灾难，只是说关中平原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到麦收季节，四面八方赶麦场的麦客全都涌到关中，割一亩麦子两毛钱，他一天割过五亩麦子，挣一块现大洋。

唉——，伯父一声长叹：可惜那样挣钱的好日子并不多，一年只有几天。伯父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父子两个陕北人到关中赶麦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惊呆了，父亲对儿子说：这么多的麦子三年都割不完，咱们干脆到庙里睡觉去。父子俩睡了三天，起来一看，只见麦子全部割完运走了，农民们为了赶秋种，在割完麦子的田里已经堆满了农家肥，父亲又对儿子说：哎呀呀，咱们幸亏没有割麦子，你看，田里热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坟堆！

那误把粪堆当坟堆的父子二人肯定已经作古。现今的关中，西安市容扩大了十几倍，一望无际的麦田被一幢幢现代化建筑逼迫得不停地后退，坐上汽车走半天，才能看见被割裂得七零八落的麦田。奇怪的是，麦田越来越少，可是人们餐桌上的食品却越来越丰富，现代科技使粮食产量数倍翻翻，那种遍地饿殍的现象早已成为过去。

时光的碎片来回跳跃，无论如何也拼凑不成一幅完整的画卷，思绪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游走。还是信马由缰吧，走到哪儿就歇到哪儿。

父亲十多岁时，便在一家磨坊找了个磨面的差事。父亲说：磨坊一共有两盘石磨，蒙着眼睛的毛驴不停拉着石磨转圈，那头毛驴偷懒了，父亲便用树枝在毛驴屁股后边打一下。罗面的女人叫“三婶”，我没有见过三婶的面，不知道三婶长什么样，父亲说三婶是伯父的相好。父亲还说三婶心地善良，父亲的日常生活起居全靠三婶料理。

关于三婶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一点。记得有一年清明，伯父领着我，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来到西沟坡一冢土坟前。伯父命我跪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叠冥钱，一张一张地慢慢点燃，昏花的老眼里有泪珠在转……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伯父流泪，内心有一种天塌地裂般的震撼。有一次我问伯父：那坟堆底下埋的是谁？伯父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你叫三婶。

伯父就是这样，把困苦和不幸看得很淡。跟伯父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少看到伯父的脸上有愁容显现。伯父特爱下象棋，常常在街边的棋摊前一蹲就是半天，有时下着下着竟然吵起架来，跟人家红脖胀脸地对骂一阵子，骂完后又蹲下来重新对弈，赢了棋时得意忘形，输了棋后老不服气，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好像对手就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那些棋友们都了解伯父的脾气，一般跟他不上计较。但是有时也故意逗他，惹伯父发火。同样爱下棋的韩叔曾经说过：看老支哥发火比看戏还过瘾。

眼见得父亲一天天长大，给父亲说不下媳妇成了伯父最大的心病。可是老哥俩来凤栖十多年，根本就没有攒下钱。平时，伯父总爱喝两口，有时还到赌场里赌两把，挣俩钱顺手花光了，哪有钱给兄弟说媳妇？正在这时，子九叔给伯父瞅下一门好生意，问伯父敢不敢去。

干啥哩么？除过杀人、抢人、偷人咱不去，再没有咱不敢去的。伯父挖子九叔一眼，显得不屑一顾。

子九叔把嘴搭在伯父的耳朵上，神秘兮兮地说：贩运军火，你去不去？

啥？伯父瓷瞪起双眼，你再说一遍。

子九叔如此这般，好一阵比划。

伯父终于听明白了。那年月八路军在陕北，国民党在西安，两家子面合心不合，国民党在凤栖驻扎重兵，对延安实行封锁。八路军没有给养和枪炮子弹，有些老百姓瞅准了这门生意，私自贩些枪弹到延安去卖。听说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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