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周围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寂寥时，翻晒陈年往事，写一些无聊的文字，打发无聊的时光。

站在马路边，看林立的高楼把晴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太阳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蒙着厚厚的眼翳；马路上的汽车蜗牛般地来往穿梭；人行道上年轻的情侣旁若无人地亲昵；相濡以沫的老人互相搀扶着前行；雍容华贵的夫人拉着宠物悠闲地漫步；清洁工不停地捡拾着人们丢弃的废物……。大脑的某个角落，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我过世已久的伯父……七十年前，伯父曾经用双脚，不停地丈量着古长安到南泥湾的距离。

——请别误会，我的伯父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也不是什么“地下工作者”。他之所以来回穿梭于西安到南泥湾之间，完全是为了生计。

幼时，刚刚临盆不久的太阳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显得亮丽而调皮。蝉在引吭高歌，听得见庄稼拔节时的声音。老槐树下，伯父用衣服袖子把一只甜瓜擦了擦，扳成两半，多一半给我，少一半留给自己。我接过甜瓜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辆汽车驶过，扬起一溜长长的灰尘。伯父盯着汽车看，嘴张着，满脸惊奇：日鬼，汽车不吃草，比牛跑得快。

我晃头晃脑地啃着甜瓜，批驳着伯父的愚昧和无知：还讲究是大人哩，连这个都不懂，牛在汽车肚子里装着，咱看不见。

伯父把我搂在怀里，用胡子扎我稚嫩的脸蛋，咯咯笑着：我的侄子比我强，懂得比我多。

转瞬间，风吹草长。我背上了书包，坐在教室里，跟音乐老师学唱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尾巴、一个没有脑袋，真奇怪……稍大点，终于理解了儿歌里的“老虎”其实就是比喻汽车。那年月汽车少得可怜，孩子们看见公里上跑的汽车以为遇见了老虎。

人一上年纪就是这样，眼睛越看越近了，心事越想越远了。有些事发生在昨天，今天已经忘记；有些事却刻骨铭心，历经磨砺，时间越久越清晰。沿着岁月车轮碾轧过来的辙印回望，眼前的高速公路变成了荒草萋萋的秦直道，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爷爷奶奶饿死在老家蓝田，十八岁的伯父把刚满六岁的父亲背在肩膀上，翻山越岭，沿路乞讨，来到凤栖落脚……那时，伯父白天靠打土坯维持生计，晚上弟兄二人睡在烂土窑里相依为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用父亲的话说：“屙泡屎也要屙在别人家田里”。

扯远了。这些陈年往事现在还有谁听？有时在饭桌上谈起我家的过去，儿子们宽容地笑笑，表示理解。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孙子们却不屑一顾地反驳道：怪他们没本事活人！

是呀，杨白劳如果活在今天，肯定被人瞧不起。现在社会上把那些依靠简单劳动获取温饱的人们叫做“弱势群体”。可我总觉得，正是那些弱势群体用精瘦的肩膀，支撑起我们整个社会……每当我看到拾荒者用枯萎的双手在垃圾桶里翻检人们丢弃的废物时，心里总涌上一股潮潮的湿润，感觉到他们更像我的父辈……请别误会，我对那些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精英们一向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应当得到丰厚的回报。正是由于他们用超凡的智慧，打造了现代文明，使人们远离愚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那些现代的“杨白劳”们？

又走题了，有“杞人忧天”之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顶两门，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每逢过年，父亲给我穿戴一新，拉着我的手，去给伯父拜年。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屁股撅起，头挨着地皮，口里喊着：伯、侄子给您拜年了。这时，伯父盘腿坐在炕上，脸上笑着，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哥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亲）还亲。是呀，为了父亲，伯父终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跟父亲结为夫妻。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话说：“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

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羁绊；思绪像一团乱麻，漫无边际；思绪更像一杯酒，让人眩晕、迷恋，还有那么一点苦涩。

妈妈生下妹妹以后，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远远的什么地方，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痴如迷。以后好多天，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电对于我们来说，神秘而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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