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的悲剧进一步表现在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上。安娜对卡列宁为她安排的那套死气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满,强自压抑着她身上蓬勃的生气,但在遇到伏伦斯基后,她那被控制着的生命之火终于熊熊燃烧,以致发展成一场大火,把自己烧成灰烬。这是旧的伦理道德、教会习俗对一个感情真挚的女子人性的蹂躏,也是像卡列宁那样的官僚机器对敢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妇女的戕害,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促使安娜对生活彻底幻灭上,伏伦斯基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伏伦斯基原来也是贵族中的一个花花公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从遇到安娜后,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变化。他真诚地爱安娜,为了她放弃功名,改邪归正,不再吃喝玩乐,而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了她,他不怕舆论;为了她,他不惜开枪自杀;为了她,他毅然同她离开祖国。事实上,像伏伦斯基那样感情真挚的青年在贵族中是不多见的,他的精神境界远超过一般的贵族青年。但伏伦斯基终究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他可以为安娜放弃功名,改变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同安娜一起的两人世界里,他需要社会活动,需要同朋友交往,而不能像安娜那样把全部感情长期倾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就导致安娜的不满,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和。安娜离家出走后,她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极其压抑,再加上长期离开心爱的儿子,母性的痛苦又经常折磨着她,而成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伦斯基的爱情又渐渐淡化,使她内心感到一片空虚,无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入木三分的鞭挞,也表现了他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女性的无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除了安娜、卡列宁和伏伦斯基这条线,还有一条列文和吉娣的线。作者详细描写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叙述了列文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好几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主人公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地主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但应该说,列文这个人物带有更浓的自画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点像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列文的许多思想感情也酷似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都是善良可爱的人。列文身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严肃正派,个性顽强,思想上有改革愿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对当时俄国农村经济的状况忧心忡忡;他认为农民没有土地,却要养活整个俄国,而农民又不愿真心为地主工作,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列文凭着一股热情,天真地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就是: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热情。农民世世代代受着地主的剥削和愚弄,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因此不论地主说什么话,提出什么新办法,他们都不会相信,列文的改革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确属凤毛麟角。他迷恋自己那套海市蜃楼式的农业改革,不仅想在俄国推广,而且想推广到全世界。他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自己这样的地主老爷也可以在农民面前“问心无愧”。他劲头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参加农活,不断地探索、宣传、进行实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列文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真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也是导致他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原因。
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就产生了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从小又受到神学教育,因此他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尔斯泰的学识又实在太渊博了,可以说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再加上他爱探索真理,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究底,对俄国教会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两句话极其深刻,说明少数统治阶级有财有势,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虚,他们信仰上帝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而广大人民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他们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缓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也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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