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京城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户部值房里的冰盆换了一茬又一茬，却还是挡不住那股闷热。谭弘毅坐在案前，手里攥着一份刚从浙江送来的密报，是陈谦的笔迹，字迹工整但透着几分急切。

他拆开细看，眉头渐渐拧紧——杭州大盐商汪兆铭，皇商案漏网之鱼，怀恨在心，联合两浙盐商以“停市”要挟官府，停止推行考成法。

谭弘毅将密报放下，沉默了片刻。汪兆铭——这个名字他记得。当年在江南查抄张问陶时，汪兆铭是张问陶的姻亲，因为证据不足，只罚了银子没动本人。没想到，这个人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煽动盐商罢市，对抗考成法。

李慎从门外走进来，看到谭弘毅凝重的面色，低声问：“大人，浙江那边……”

谭弘毅将密报递给他。李慎接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汪兆铭……这个人当年能逃脱，是因为有人保他。这次煽动盐商罢市，背后恐怕还有人。”

谭弘毅点点头，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槐花开得正盛，一串串白色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曳，香气扑鼻。但他的心思全然不在这些花上。

“汪兆铭的事，陈谦会处理。我们要做的，是查清他在京中的‘保护伞’。一个盐商，没有朝中官员撑腰，不敢这么嚣张。”

李慎点头：“下官这就去查。”

谭弘毅摆摆手：“不用。这件事，让石柱去。他在山东的事办完了，正好回来。”

当天下午，石柱从山东赶回京城，风尘仆仆，官袍上沾满了黄土。他刚进值房，谭弘毅就把浙江的事告诉了他，让他去查汪兆铭在京中的保护伞。

石柱领命，水都没喝一口，转身就出去了。

三天后，石柱有了发现。都察院御史刘永昌，山东曲阜人，与汪兆铭有书信往来，信中称兄道弟，关系非同一般。刘永昌虽然只是七品御史，但他是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在朝堂上说话颇有分量。汪兆铭每年给他送银子，他则在朝堂上为盐商说话，阻挠新政。这次盐商罢市，刘永昌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在背后出了不少主意。他在都察院串联了几个御史，准备联名弹劾陈谦“以权压人、激化商民矛盾”。

谭弘毅听完石柱的汇报，冷笑一声：“刘永昌……山东人，曲阜的。跟衍圣公府有没有关系？”

石柱翻开本子：“查过了。刘永昌是衍圣公府的门生，当年考进士时曾受衍圣公府资助。他跟孔尚贤是同乡，常有往来。”

谭弘毅目光一凝，线索连起来了。王昌煽动衍圣公府抵制考成法，刘永昌为盐商做保护伞——这不是孤立的两个事件，而是一盘棋。有人在下一盘大棋，要把考成法困死在红区。

当天下午，谭弘毅进宫，密奏皇帝。乾清宫东暖阁里，皇帝听完谭弘毅的奏报，面色铁青，将茶盏重重地放在炕桌上。

“一个小小的七品御史，竟敢与盐商勾结，阻挠新政！传旨——刘永昌革职拿问，交刑部严审。他背后还有谁，一个都不许放过！”

谭弘毅叩首：“臣遵旨。”

皇帝又问：“陈谦那边，要不要朕再下一道旨意，给他撑腰？”

谭弘毅想了想：“陛下，陈谦已经掌控了局面，就差最后一步。臣以为，不必再下旨意。让他自己处理，更能服众。”

皇帝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谭弘毅从皇宫出来，立刻给陈谦写了一封信，只有两句话——“保护伞已除。擒贼先擒王，可以动手了。”

陈谦接到信时，已是五月二十。

他坐在行辕的书房里，面前摆着厚厚一摞汪兆铭偷税漏税的证据。这些证据，是他花了整整半个月，派人明察暗访才搜集到的。

五年，偷逃盐税三十万两。这个数字，够汪兆铭死十回了。

陈谦将证据整理成册，对亲兵说：“去请浙江按察使、盐运使，今晚到行辕来。本官有要事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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