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意识却已清晰得有些陌生。

“不知道为什么，一觉醒来，感觉好像脑子被重置了一样。”

元凯翻了个身，也坐了起来，带着刚醒的沙哑嗓音问我：

“什么重置啊？”

我缓缓描述那种奇异的感受：“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沉，醒来时脑子特别清醒。

清醒到好像做了一次彻底的碎片整理，多余的杂念都被清理掉了，只保留了重要的东西。”

他低低地笑了，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难道这就是人家说的‘一孕傻三年’？”

他忽然俯过身，将脸轻轻贴在我的肚皮上，声音放得柔和：

“宝宝，听得到爸爸的声音吗？”

关于父母的称呼，我们村里一直保留着古旧的叫法。

有人喊“父、娭”，有人喊“爹、母”，也有人用“爸、妈”，“伯、姆”或“叔、姨”。

小时候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喊我外公为“伯”？

长大后她才告诉我，是因为算命的说她八字克父，不能叫“爹”。

元凯以前也喊他父亲“爹”，后来我们去广州读书，年轻一辈渐渐都统一改口叫“爸、妈”了。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爸爸”“妈妈”这种叠词称呼，既新鲜又亲昵。

我伸手抚了抚元凯硬硬的寸头，发茬扎着手心。

“元凯，相书上说，男人头发硬，代表性格顽固。”

他侧过脸看我，眼里带着笑：

“是坚定执着，不是顽固。你语文怎么学得这么差？”

“我觉得你才奇怪呢，高中都没读完，为什么文科学得那么好？”

“初中的文言文，我全背下来了，你觉得呢？”

我忍不住连珠炮似的抱怨：

“天啊，你怎么背得下来？我最讨厌文言文了！

当初选读外语，就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文言文！

怎么会有人发明这种东西？意思表达不清不楚，生僻字又多，对实际生活根本没什么用处！”

“你呀，只是拿了张硕士文凭，文化底子其实还浅得很。”

“对啊，好像就只是拿个学历而已。”我自嘲地笑了。

元凯的手掌轻轻抚上我的肚子，四个月的身孕，已经很明显了。

他低声问：“你猜是女孩还是男孩？”

我两手撑在身后，不敢坐得太直，怕挤到孩子。

“上次做B超时想问医生，你又说不用问。”

他说：“我想开盲盒。”

我被逗笑了：“哈哈哈……知道性别，可以提前准备衣服嘛。

我想买粉红色的，特别喜欢那种浅浅的粉。”

没想到他说，“没关系，你就买粉红色的。反正一岁以内都能乱穿。

以前听我二婶说，她生儿子时孩子老生病，后来有人告诉她，要给儿子穿粉红色衣服，‘逆着来’才能养大。”

“这没什么科学依据吧？”

他却很坚持：“这是老祖宗的传统文化！”

我又笑起来。

“元凯，第二胎我想剖腹产。”

“不行，好好的干嘛要在肚子上开一刀？”

“现在剖腹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不行，还是有风险，我不接受。”

“那顺产也有风险啊。”

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胡扯”：

“你想想，为什么人的身体，几千年来都没变？这说明上天创造我们的时候，内部的‘程序’早就设定好了。”

我歪着头瞪他。

他继续说：“天然的才是最好的。你第一胎能顺产，第二胎肯定更容易。”

“哎呀，我现在就开始焦虑了嘛……不想再顺产了，好疼啊！”

“所有女人不都是这么生的吗？剖腹产那是难产才需要的。”

“我就是想剖腹产！到时候顺便做结扎手术，再也不生了。”

元凯顿了顿。

他一向聪明，知道怎么哄我。

果然，他点点头：

“好，你想剖就剖。到时候我们找个技术好的医生。

实在不行，就去广州做手术，你父母都在那边，我也把我爸叫去，照应起来方便。”

我没想到他竟考虑得这么周到，不仅打消了我的疑虑，还为我设想了更多。

这个春节，过得格外喜庆。

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开始贴春联。

母亲路过时说：

“村里有个柴老叔，毛笔字写得很好，一副对联才八块钱。”

元凯正在院里收拾东西，闻言问：

“妈，柴老叔的摊子摆在哪里？”

母亲手里提着红袋子，里面装着几卷春联。

她说：“在寨前那块空地上。春联就得手写的，红纸黑墨，才能驱邪。”

我说：“妈，我还想买那种印刷的、洒金粉的呢！多鲜艳漂亮。”

母亲瞪我一眼：

“年轻人懂什么？自古以来，墨水、墨斗就能驱邪，你以为春联是贴来玩的吗？

喝了几年洋墨水，人都变得奇奇怪怪的！哼！”

她扭头要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喊元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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