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半钟声

凌晨两点十七分，隆复生第三次从梦中惊醒。

窗外是上海永不熄灭的霓虹，像一头贪婪的巨兽，把整座城市吞进它光怪陆离的腹腔。他的额头上沁着细密的冷汗，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跳得又急又乱。梦里没有妖魔鬼怪，只有一间会议室——长方形的桌子，十二张面无表情的脸，以及他自己正在汇报的那份被否决的方案书。

他坐起身来，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二十七条未读工作消息，发送时间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五十八分。CEO在最后一条里写道：“隆复生，周一之前我要看到完整的修正方案，否则你懂得。”

他懂得。

三十五岁，隆复生是国内顶尖投资机构“鸿远资本”的副总裁，年薪两百四十万，管理着十二亿的资金盘子。在外人看来，他是标准的精英——复旦本科，沃顿MBA，三十岁做到副总裁，西装永远笔挺，谈吐永远得体。他的朋友圈里晒的是私人飞机上的香槟、马尔代夫的海滩、以及偶尔一本用来装点门面的英文原版书。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正在把他碾碎。

他的胃病已经三年了，医生说是压力性溃疡，建议他规律作息、清淡饮食。他笑了笑，把药揣进口袋，转身又去赶下一场应酬。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褪黑素从半片吃到三片，现在连三片都不太管用了。他的头发在发际线处节节败退，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像四十岁，而不是三十五。

更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上周，他亲手毙掉了一个创业项目的投资提案。那个项目的创始人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眼睛里有一团火，做的是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公益项目，商业模式不够清晰，预期回报率只有百分之八。隆复生在会上用了不到三分钟就把它否了，语气冷漠得像在说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

会后，他的助理小声说：“隆总，那个创始人哭了。”

他当时正在看下一份文件，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哭不能创造价值。”

这句话是他在沃顿学到的金句之一，曾经被他奉为圭臬。但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他躺在床上，那句话突然像一颗子弹一样倒转回来，击中了他自己。他反复想：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我的人生难道就是为了创造所谓“价值”而存在的吗？

他试图用更多的忙碌来压住这个问题，但问题像水一样，压得越深，反弹得越猛。

今夜，那个问题再次浮上来。他索性不睡了，披了件外套走到阳台上。十一月的上海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薄薄的刀片。他点了一根烟，烟雾在霓虹灯光里扭曲着升上去，像一条无路可走的灵魂。

手机又震了一下。不是工作消息，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隆复生，你爷爷隆守拙于今日下午三时十七分在家中安详离世。遵照老人遗愿，请你在方便时回故乡一趟，他有东西留给你。”

落款是“隆家沟村委会”。

他的手指僵住了。

爷爷走了。

隆复生的脑海里突然涌上来一幅画面：他八岁那年夏天，爷爷隆守拙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菜根谭》，用一口浓重的陕西方言念给他听：“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便可脱凡；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才可入圣。”

他当时听不懂，问爷爷这是什么意思。爷爷笑着说：“复生啊，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得到什么，是放下什么。你长大就懂了。”

他长大了，他懂了，但他做不到。

隆复生掐灭了烟，在手机上订了最早一班飞往西安的机票。他给CEO发了条消息：“家里有事，请假三天。”然后关掉了手机。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工作日主动关机。

二 归途如虹

从上海飞西安是两个半小时，从西安坐大巴到陇县是三个小时，再从县城坐乡村公交到隆家沟，又是将近两个小时。

隆复生已经有六年没有回过故乡了。上一次回来，还是因为爷爷八十大寿，他在隆家沟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匆匆赶回上海参加一个投资人会议。临走时爷爷站在村口送他，佝偻着背，白发在风里飘着，像一株快要枯死的老树。他当时坐在车里，摇上车窗，跟自己说：等忙完这一阵，就回来多住几天。

这一忙，就是六年。

乡村公交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着，隆复生的西装革履和这辆破旧的中巴车格格不入。车上坐的都是些老人和妇女，操着他熟悉又陌生的陕西方言，聊着庄稼、天气和谁家的猪下了崽。他坐在最后一排，把脸转向窗外，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和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这是一种被遗忘已久的情绪。它像一条在地下流淌了太久的暗河，终于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了出口，汹涌地漫上来，淹没了他用钢筋水泥修筑起来的所有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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