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遥从四川回到苏州的时候，带回了三样东西：七封信、一张照片、一枚玉坠。

信是外婆写给冯秀芝的，照片是外婆和冯秀芝在桂花树下的合影，玉坠是冯秀芝贴身戴了一辈子的平安扣，背面刻着“秀兰”二字。三样东西，串联起两个女人跨越山海的一生。

回到绣心居的那个傍晚，星遥没有先进屋，而是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光秃秃的桂花树。十一月底的风已经很冷了，吹在脸上像细刀片刮过，但她没有缩脖子，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

顾安安从屋里出来，看到她站在院子里发呆，问了一句：“站那儿干嘛？不冷啊？”

“妈，”星遥没有回头，“我想把一样东西埋在桂花树下。”

顾安安走过来，看到她手中握着的那枚玉坠，目光顿了一下：“哪来的？”

“冯奶奶的遗物。”星遥说，“她在背面刻了外婆的名字。戴了一辈子。”

顾安安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埋吧。我去拿铲子。”

她转身进屋，拿了一把小花铲出来，递给星遥。星遥接过铲子，在桂花树下选了一个位置——靠近树根东南侧，正是她上次挖出桂花酿的那个位置。她蹲下来，开始挖。

土很松，上次挖开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压实。她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大约二十厘米深的坑。然后她握着那枚玉坠，在手里握了一会儿，感受着玉质传来的温润触感，然后轻轻地放了进去。

“外婆，冯奶奶，”她轻声说，“你们在这儿团聚吧。”

她捧起土，一捧一捧地将坑填平，用手掌将表面的土压实，又捡了几片落叶盖在上面，让它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看着那棵桂花树，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平静。她想起冯秀芝信里的那句话——“若有来世，愿为苏州一株桂，年年花开，等你来嗅。”

现在，她真的成了一株桂。不是来世的桂，而是绣心居院子里的这株桂。她的玉坠埋在桂花树下，她的山河图挂在绣心居的墙上，她的《绣谱》放在星遥的书桌上。她的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她的痕迹无处不在。

星遥站在那里，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直到顾安安在屋里喊她吃饭，她才转身走进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星遥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律状态。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去体验坊开门。上午的时间用来指导姜采薇练习随心针，下午的时间用来创作自己的作品，晚上的时间用来阅读冯秀芝留下的那些笔记和信件。每隔两三天，她会去一趟听雨轩，和沈砚一起吃顿饭，或者只是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喝杯茶，聊几句天。

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像是苏州运河里的水，不急不缓地向前流淌。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星遥正在体验坊里教姜采薇绣一幅新的作品——这次绣的是苏州园林，拙政园的一角。姜采薇已经掌握了随心针的基本技巧，但遇到复杂的场景还是有些吃力，尤其是绣那些亭台楼阁的飞檐翘角时，总是把握不好角度和弧度。

“你看这里，”星遥指着绣布上的一处飞檐，“飞檐的弧度不是用直线拼出来的，要用一气呵成的弧线。你分成好几段来绣，接缝处就会显得生硬。”

姜采薇皱着眉头看了看，点了点头：“我试试。”

她重新拿起针线，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落针。这一次，她没有停顿，一口气将那处飞檐绣完。绣完之后，她退后一步看了看，然后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好像真的比之前好多了！”

“不是好像，是好很多。”星遥说，“你已经找到感觉了。”

姜采薇高兴得眉毛都扬起来了，但嘴上还是谦虚：“都是老师教得好。”

星遥笑了笑，正要说什么，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声音：“请问，星遥老师在吗？”

她转过头，看到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背着一个帆布包，脸上带着一种怯生生的表情。女孩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听起来像是福建或广东一带的人。

“我就是。你是？”

女孩走进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星遥：“我叫林暖暖，是从厦门来的。我奶奶上个月去世了，她临终前让我一定要找到您，把这封信交给您。”

星遥接过信封，看到信封上用钢笔写着几个字——“星遥女士亲启”。字迹有些颤抖，像是老人家用尽了全身力气写下的。

她拆开信封，抽出信纸，展开。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星遥女士：

您好。冒昧写信打扰，实在是因为有一件要紧事必须告诉您。

我叫林淑珍，今年八十七岁，福建厦门人。我年轻时曾在苏州学过刺绣，师从冯秀兰老师——也就是您的祖母。我学艺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但那两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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