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顾安安的眉头微微皱起，“救谁的命？”

赵秉文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像是需要那一点苦涩来支撑自己说出接下来的话。他放下杯子，目光没有看顾安安，而是望向窗外那片摇曳的竹影，仿佛在那些晃动的光影中，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某个片段。

“阿秀有一个弟弟。”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更加低沉，“叫阿成。阿秀的父母死得早，姐弟俩相依为命。阿秀十八岁那年，阿成才十二岁，还在读小学。阿秀来苏州跟你外婆学艺，一方面是真的喜欢刺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钱供弟弟读书。”

顾安安没有说话，安静地听着。

“阿成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阿秀在苏州学了三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都寄回去给弟弟交学费。阿成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那是八十年代初，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喜事。”

赵秉文说到这里，声音微微顿了一下，像是接下来的话，让他难以启齿。

“但阿成上大学后不久，查出了一种病。肾衰竭。”

星遥心头一紧。

“那个年代，肾衰竭几乎是绝症。”赵秉文说，“透析的费用高昂得吓人，换肾更是想都不敢想。阿秀把所有积蓄都花光了，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但还是远远不够。医生说，如果不尽快治疗，阿成最多还能撑一年。”

“所以她就偷了那幅绣品？”顾安安的声音很平静，但星遥能听出那平静之下隐藏的复杂情绪。

赵秉文点了点头。

“她跟我说过，那幅绣品是你外婆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她说，如果能卖掉那幅绣品，换来的钱足够给阿成做手术。她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她跪在我面前哭了一整夜，说她对不起你外婆，说她以后做牛做马也会偿还这笔债。”

“你当时知道她要偷绣品？”顾安安问。

赵秉文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我知道。”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瞬间，雅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没有阻止她。”赵秉文说，声音中带着一种深深的痛苦，“我当时觉得，人命关天，一幅绣品再珍贵，也比不上一条人命。我甚至还帮她联系了买家——那个香港收藏家，是我托人介绍的。”

他抬起头，看着顾安安，目光中没有逃避，只有一种坦然接受审判的平静：“所以，那幅绣品被盗，我也有责任。甚至可以说，我才是主谋。”

顾安安沉默了很久。她端起茶杯，却发现茶已经凉透了。她放下杯子，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像是在抚摸一段遥远的记忆。

“阿成后来怎么样了？”她问。

“手术成功了。”赵秉文说，“阿秀卖掉那幅绣品得到的钱，刚好够支付阿成的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用。阿成术后恢复得很好，后来毕业了，工作了，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现在还在深圳，在一家公司做工程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顾安安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阿秀在深圳的那些年，一直活在愧疚中。”赵秉文继续说，“她不止一次跟我说，她想回苏州，想跪在你外婆面前认错。但她不敢。她怕你外婆不肯原谅她，怕自己没脸面对你外婆。她只能把那幅花卉绣品寄回来，算是还债。”

“那幅花卉绣品，是她自己绣的？”顾安安问。

“是。”赵秉文说，“她在深圳的那几年，一有空就绣那幅作品。她说，她要绣一幅最好的作品，还给你外婆。她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绣了拆，拆了绣，反反复复，直到她自己满意为止。”

顾安安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她的手依然稳定而有力，但她的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星遥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愤怒，有悲伤，有惋惜，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

“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顾安安问，声音有些沙哑，“如果她当时告诉我阿成的情况，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她知道。”赵秉文说，“她知道你和你外婆都是善良的人，如果她开口求助，你们一定会帮她。但正因为如此，她才更说不出口。她说，你外婆对她恩重如山，她不但无以为报，还要开口借钱，她做不到。”

他顿了顿，又说：“她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要强。宁可自己扛着，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这个毛病，害了她一辈子。”

顾安安没有说话。她望着窗外那片在微风中摇曳的竹影，沉默了很久。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进来，在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让她的表情显得忽明忽暗，看不真切。

“那幅被烧的绣品，”她终于开口，“就是阿秀绣的那幅花卉？”

“是。”赵秉文说，“她临终前托人送到我手上，让我好好保管。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书房里，每天都能看到它。半个月前的那场火灾，差点把它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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