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代表团再次走进韩城县衙会议室时,彼得罗夫的表情明显收敛了许多。他的目光扫过端坐在后排的十几名中外记者——那些镜头和笔记本,此刻成了无声的制约。
长桌两侧,气氛凝重如铁。
“朱琳女士,”彼得罗夫这次先开口,声音克制,“关于此前边境发生的……不幸事件,莫斯科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只要贵方释放我方被俘人员,特别是科瓦廖夫上校,苏联愿意撤回所有边境部队,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误会。”
朱琳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抬眼看向对方:“误会?彼得罗夫先生,三千机械化步兵、十二辆坦克,在凌晨四点越过国境线二十公里,炮击我军哨所——这可不是‘误会’能解释的。”
“那是巡逻部队的导航失误……”彼得罗夫试图辩解。
“导航失误到把炮弹精准砸在我军阵地上?”朱琳放下茶杯,声音依然平静,却字字如钉,“代表先生,既然贵国认为这是‘误入’,那我方将士自卫反击,俘虏‘迷路’的贵国军人,也是合乎情理吧?”
彼得罗夫的脸色变了变:“朱女士,我提醒你,苏联政府已经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诚意?”朱琳忽然笑了,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如果真有诚意,贵国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公开承认越境事实,向我方阵亡将士的家属道歉赔偿。而不是派代表坐在这里,用‘撤回部队’作为交换条件。”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苏联代表团:“庆阳镇的血还没干透,边境哨所烈士的坟头才刚立起来。彼得罗夫先生,你现在跟我谈‘交换’?”
会议室陷入死寂。记者们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录着每一个字。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压低声线:“朱琳,你要想清楚。苏联的忍耐是有限的。如果你一意孤行……”
“那就让你们的‘有限忍耐’见鬼去吧。”朱琳转过身,目光如刀,“人,我不会放。要打,我奉陪。”
谈判在二十分钟后彻底破裂。
彼得罗夫带着人离去时,甚至没有说再见。那背影里透出的寒意,让几个年轻记者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记者们散去了。会议室里只剩下韩城核心成员。
刘军第一个开口:“琳,这次苏联恐怕真的要动真格了。”
“我知道。”朱琳坐回主位,手指轻叩桌面,“但这一仗,必须打。不打,苏联会觉得我们好欺负,其他列强也会跟着伸手。打了,哪怕打不赢,也要让他们知道——咬下我们一块肉,得崩掉几颗牙。”
她看向李燕:“通知马仁义,兵工厂进入最高战备。所有火箭筒优先装备西北前线部队。”
“是!”
“陈乾,你负责组织民兵训练。西北现在人口多了,把十六到五十岁的男子都编入民兵队,发枪,教他们基本的防御战术。”
“明白!”
“秦川,加固所有防线。特别是北线,按抗住苏军一个机械化军火力的标准来修工事。”
“交给我!”
一道道命令如流水般下达。整个西北,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开始全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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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战俘营,三千多名苏军俘虏被分别关押在六个营地。
每天早上七点,营地广播准时响起。会说俄语的战士用标准的莫斯科口音朗读《战争与和平》片段,接着播放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午饭后是“政治学习时间”——不逼他们骂苏联,只讲中国历史,讲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的欺凌,讲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苦难。
起初俘虏们嗤之以鼻。但一周后,变化开始出现。
一些年轻士兵在听《南京条约》的讲解时低下了头。有几个参加过中东铁路战争的老兵,在听到中国士兵伤亡数字时,别过了脸。
科瓦廖夫被单独关押。这个骄傲的上校起初绝食抗议,但三天后,当看守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面端到他面前时,他动摇了。
“上校,”看守用俄语说,“绝食改变不了什么。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
科瓦廖夫盯着那碗面,良久,端起碗,狼吞虎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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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北紧张备战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正在中国腹地发生。
河南开封火车站,人山人海。
“去西北的这边排队!每户凭户口本领安置证!”
“乡亲们别挤!车有的是!到了西北有地分,有房住,孩子有书读!”
站台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拉着孙子,颤巍巍地问:“同志,真……真给十亩地?”
“大爷,千真万确!”工作人员大声说,“朱县长亲口说的,骗您是孙子!”
“好……好……”老汉老泪纵横,“俺家在黄河边那三亩地,年年淹,年年挨饿……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几十个车站上演。从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无数拖家带口的百姓,揣着微薄的家当,挤上开往西北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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