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的南太平洋，海风依旧咸涩，但智利沙漠矿区却迎来了一批非同寻常的访客。当卡尔斯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在朱琳面前时，他身边站着几位气质迥异、目光锐利的德国人。其中为首的一位，年约五旬，衣着考究却透着工业家的精干，眼神深处藏着一种近乎偏执的野心与对力量的渴望。

“尊敬的朱老板，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卡尔斯热情地握手，随即郑重介绍，“这位是古斯塔夫·克虏伯先生，克虏伯公司的负责人。这位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先生（注：此处为艺术创作，代表克虏伯家族及公司高层），他们对您主持研发的‘中华一型’步枪，以及其核心的合金钢技术，抱有极大的兴趣。”

古斯塔夫·克虏伯上前一步，礼节周全但开门见山：“朱女士，卡尔斯先生带回的样品和报告令人印象深刻。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我国在重武器研发生产上受到诸多限制，但轻武器领域的探索从未停止。您的设计理念，尤其是支撑这种理念实现的特殊材料，展现出了超越当前普遍水平的卓越性能。我们诚挚希望，能与您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朱琳心中了然。卡尔斯回到德国后进入克虏伯兵工厂，这并不意外。一战战败的阴云笼罩德国，凡尔赛的枷锁限制了德国发展重军备，但像克虏伯这样的工业巨头，从未真正停止对军事技术的追求，只是将更多精力转向条约限制相对宽松的领域，或进行技术储备。自己这只“蝴蝶”，终究还是将一些涟漪，荡到了这个欧洲传统的军火与工业心脏。

她将客人们请进保密措施严密的会客室。没有过多寒暄，双方都是务实的人。卡尔斯作为中间人，详细解释了克虏伯方面对“中华一型”性能数据（尤其是极端环境测试数据和枪管寿命数据）的惊讶，以及对那种未知合金钢成分与性能的强烈好奇。

“克虏伯先生，”朱琳平静地开口，目光清澈而坚定，“‘中华一型’是我和我的团队，为保护这片赖以生存的矿区而开发的防卫武器。它的存在，目前仅限于此。我理解贵方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合作，并非不可能，但必须有明确的原则和互惠的基础。”

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一、技术合作而非转让：朱琳提供成熟的特种合金钢锭（以特定代号命名，如“沙漠钢-D型”），并附带基础的热处理工艺参数。克虏伯方面利用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负责将钢锭加工成所需部件，并完成枪支的后续制造、组装和调试。合金钢的具体成分配方及核心冶炼工艺，作为朱琳方的核心机密，不予透露。

二、合法性与掩护：这种合作将以“民用特种钢材贸易”及“民用机械设备部件定制加工”的名义进行。克虏伯方面利用其在欧洲的渠道和影响力，确保物流和生产的隐蔽性。对于朱琳方面未来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需要解释来源的德制或类似德制武器，此次合作可提供一个潜在的“合理解释”背景。

三、利益交换：克虏伯方面获得稳定供应的高性能特种钢材，用于其自身的轻武器研发（乃至其他需要高性能材料的领域），并可借鉴“中华一型”的部分设计思路。朱琳方面则获得稳定的外汇收入（以黄金、美元或德国马克结算），更重要的是，与德国最强大的工业实体之一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为未来可能的技术引进、设备采购乃至更深入的合作打开了一扇窗。

四、长期性与排他性：双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在一定期限内，朱琳方优先向克虏伯供应此类特种钢，而克虏伯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也需定期向朱琳方提供非核心的技术简报。

古斯塔夫·克虏伯仔细聆听着，与身边的阿尔弗雷德低声交换了意见。他们清楚，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女性绝非等闲之辈。她提出的合作模式，既保护了自己的核心利益，又满足了克虏伯对先进材料的需求，同时还构建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长期关系框架。尤其是“合法性掩护”和未来可能的“渠道”价值，对正在暗中积蓄力量、寻求突破凡尔赛束缚的克虏伯和某些德国势力而言，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很合理的提议，朱女士。”古斯塔夫·克虏伯最终点头，“克虏伯公司接受这样的合作框架。细节问题，可以由我们的技术人员和您的代表具体敲定。我们希望，第一批样品钢锭能够尽快启运。”

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双方都不是纠结于蝇头小利的短视者，在确认了核心原则后，具体的条款很快在保密状态下拟定并签署。这是一份将远隔重洋的智利沙漠与德国鲁尔工业区隐秘连接起来的协议。

签字仪式简单而低调。结束后，古斯塔夫·克虏伯意味深长地对朱琳说：“朱女士，您和您的事业令人印象深刻。德意志民族正在经历艰难时刻，但我们从未失去对力量与秩序的追求。与您的合作，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他话语中隐约流露出对国内正在崛起的某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倾向，但并未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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