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轧钢厂的人们几乎快要习惯没有杨怀民厂长的日子时，一个令人震惊却又在微妙情理之中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全厂——杨厂长回来了！

然而，他的回归方式，却让所有听闻者心情复杂，唏嘘不已。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笔挺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杨厂长。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甚至带着难以洗净污渍的旧工装，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篾扫帚和铁皮簸箕，出现在了轧钢厂厂区角落里那个最大、最脏、气味最令人掩鼻的公共厕所附近。

他的新职务，是负责打扫和维护这个厕所的清洁工。不知是出于嘲讽还是某种隐晦的界定，厂部下发的一个非正式通知里，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为这个厕所的“所长”。这个称呼带着刺骨的寒意，充满了对一个曾经一把手的巨大羞辱。

他的身影佝偻了许多，脸上饱经风霜，刻满了这几个月来难以想象的煎熬痕迹。他沉默地做着最脏最累的活，清理着便池，冲刷着地面，运送着秽物。他尽量避免与人对视，偶尔有熟悉的工人看到他，目光接触的瞬间，双方都会迅速移开，那里面包含了太多难以言说的情绪——有同情，有惊讶，有物是人非的感慨，也有生怕惹上麻烦的躲避。

关于他为何能回来，以及为何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回来，厂里的小道消息给出了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据说源自如今大权在握的李怀德副厂长。

在一次小范围的厂务会议上，有人提到了杨怀民的安置问题。李怀德端着茶杯，用他那种惯有的、带着点悲天悯人又暗藏机锋的语气说道：

“杨怀民同志的问题，组织上还在审查。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给出路嘛！让他回来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是非常必要的！为了他这个安排，我可是求爷爷告奶奶，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向上面的工作组做了多少保证！”他顿了顿，环视众人，声音压低了些，显得推心置腹，“说实话，要不是我豁出这张老脸去争取，杨怀民同志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那还真不好说呐！说不定……唉，现在这样，能在厂里有个落脚的地方，干点活，已经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

这番话，经由某些人的口传出来，立刻给李怀德塑造了一个“顾念旧情”、“勇于担责”、“给了老同志一条生路”的正面形象。同时也清晰地划定了界限：杨怀民是回来“劳动改造”的，他李怀德是施恩者。

何雨柱在食堂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趁着去仓库清点物资的时候，远远地望了一眼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杨厂长，如今在臭气熏天中默默地挥动扫帚，何雨柱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的堵得慌。他想起了杨厂长以前对他的认可，想起了在大领导家一起听《命运》的日子，更想起了这个如今扫厕所的人，曾经为这个厂付出过心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转身回了食堂。他知道，现在任何对杨厂长的公开同情，都可能给双方带来麻烦。

易中海和刘海中这样的老工人，看到此情此景，更是心有戚戚焉，但也都明智地选择了沉默。时代的浪潮太过汹涌，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能平安上班下班，过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日子，已属不易。

何雨柱是在食堂后门听两个搬运冬储菜的临时工嘀咕时确认这个消息的。他当时正叼着烟卷，指挥马华和胖子把一筐筐白菜码放整齐，那两句压得极低的闲话顺着冷风钻进他耳朵里，让他夹烟的手指猛地一僵。

“……就厂子最东头那个，嚯，那味儿！”

“真是他？杨厂长？”

“屁的厂长！现在就是个扫厕所的！我早上拉肚子跑得急，差点撞上，佝偻着腰，推着粪车，差点没认出来……”

何雨柱没再听下去，他把烟头狠狠摁灭在墙上，转身进了厨房。一整天，他都有些心神不宁。炒菜时差点把糖当成了盐，幸亏马华鼻子灵，及时发现。他脑子里反复浮现出杨厂长以前的样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挺直的腰板，开会时沉稳有力的声音，还有在他何雨柱被提拔为食堂主任时，私下里对他说的那句“祝贺”。那眼神里有期许，有信任。

可现在，却在掏厕所。

一种混杂着愤怒、悲哀、还有一丝无力感的情绪在他胸腔里冲撞。他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公开表示同情？那是给杨厂长惹祸，也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假装没看见？他何雨柱心里那关过不去。

直到下班铃声响起，工人们潮水般涌出车间，厂区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秋风卷着落叶打着旋儿发出的沙沙声。何雨柱磨磨蹭蹭地收拾着灶台，等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他才解下围裙，却没有立刻回家。

他先是绕到食堂小仓库，那里放着一些平时招待领导用的酒水。他左右看看没人，飞快地揣了一小瓶最普通的二锅头进棉袄内兜，冰凉的玻璃瓶身贴着他的肋骨，让他打了个激灵。接着，他又回到操作间，从今天准备明天用的五香花生米里，用手狠狠抓了一大把，用油纸包了，塞进另一个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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