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张氏在三位管事大爷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心里那口闷气憋得她寝食难安。也不知是胡同里哪个同样爱嚼舌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高人”给她支了招，还是她自己穷极无聊胡思乱想出来的昏招，她竟然真的一跺脚，决定去街道办走一遭，申请重新“分配” 四合院的住房！

在她那被嫉妒和贪婪蒙蔽的简单脑瓜里，觉得既然院里管事大爷说不清，那街道上总能“主持公道”吧？凭什么他何家就占两间，她贾家五口人挤一间？这肯定不公平！街道得管！

她挑了个自认为合适的日子，揣着一肚子自以为是的“道理”和满腔的“委屈”，颠颠地跑到了街道办事处。

接待她的是位戴着眼镜、面容和善但眼神透着干练的中年女干部。听了贾张氏那夹杂着大量抱怨、主观臆测和“我觉得不公平”的陈述后，这位经验丰富的街道干部一下子愣住了，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惊讶、无奈和哭笑不得的表情。

她扶了扶眼镜，尽量用平和而清晰的语气，对眼前这个明显不了解政策、胡搅蛮缠的老太太解释道：

“贾张氏同志，您这个申请……恐怕不符合政策，我们没法受理。”

她看着贾张氏那副准备撒泼打滚的架势，赶紧从身后的档案柜里拿出一份文件，指着上面的条文，耐心地继续说道：

“咱们四九城解放后，政府对城市住房问题非常重视。早在解放初期，大概五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全市范围内的房产进行过彻底的清查、登记和分配了。当时首要解决的，就是像您家这样，从外地来的、无房无户的城市流民的安置问题。”

她特意加重了“无房无户”和“城市流民”几个字，点明贾家当年正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那次大规模的住房分配和确认，是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尊重历史’ 的原则进行的。对于原本有合法房产的，确认其产权；对于需要安置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配。并且，当时就给所有确认了房产归属和获得了分配住房的住户，统一发放了盖着人民政府大红印章的《房产证》！”

她看着贾张氏有些茫然的眼神，语气更加肯定：

“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白纸黑字写在档案里的！你们院何雨柱同志家的正房和东厢房，房本上写的就是他何雨柱的名字！你们贾家现在住的偏房，当年也是作为安置房分给你们家的，这些在街道和区房管所都有明确的备案记录！”

女干部合上文件，总结道：“所以，您今天突然跑来提出要‘重新分配’住房，这显然是不符合政策的。现在的房产关系是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经上级批准的拆迁或改造项目，否则不存在您说的这种‘重新分配’的可能。”

贾张氏被这一连串清晰的政策解释和“房产证”、“有凭有据”、“受法律保护”这些词给砸懵了。她那些胡搅蛮缠的“道理”，在铁一般的政策和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她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我们家人口多”、“他不公平”之类的车轱辘话，但看着街道干部那严肃而毋庸置疑的表情，终究没敢再撒泼。

她像一只被戳破的皮球，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从街道办事处走了出来。来时的那股“斗志”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计划彻底破产后的沮丧和更加深重的怨念。

她这才明白，何雨柱那房子，是受政府承认和保护的，根本不是她撒泼打滚、胡搅蛮缠就能“弄”到手的。这条她自以为能占到大便宜的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回到四合院，看着那间越发刺眼的东厢房，贾张氏心里的毒火烧得更旺了，却也更加无可奈何。她只能把这笔账，再次暗暗记在何雨柱头上，等待着下一个可能兴风作浪的机会。

贾张氏从街道办事处灰头土脸地回来，那股憋闷劲儿就别提了。可她这人，占不到便宜就像丢了半条命，绝不肯轻易死心。在屋里琢磨了半天，眼珠子一转，竟想出一条“妙计”——她要把街道干部那番明确拒绝她的话，来个偷梁换柱，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尚方宝剑”！

她瞅准易中海在院里的空当，脸上堆起一种混合着神秘和“我有门路”的表情，凑了过去。

“一大爷，”她压低声音，仿佛在分享什么内部消息，“我今儿个去街道，可算问着明白人了！”

易中海正琢磨着别的事，闻言撩起眼皮：“哦？街道怎么说？”

贾张氏立刻按照自己编好的剧本，煞有介事地说道：“街道的同志说了，现在国家是有政策的！如果住户确实住房紧张，困难实在解决不了，是允许通过租别人家多余的房子这种形式，来缓解困难的！这叫……叫什么来着？对，互助！”

她刻意模糊了“申请重新分配”被拒的事实，只提炼出对自己看似有利的“租房”概念，并给它披上了“政策允许”和“互助”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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