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

“他们写作文，是因为有话要说。”

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凌凡张了张嘴，想说“我有话要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口。

因为周明锋说的是真的。

他每次拿到作文题，第一反应是：这个题目属于哪个类型？议论文？记叙文？材料作文？命题作文？第二反应是：我的素材库里哪些人物可以套用？要不要用感动中国最新那批？第三反应是：开头怎么设计才能抓眼球？结尾怎么升华才能得高分？

他从没问过自己：我对这件事，到底想说什么？

“你在回避。”周明锋说，“用技巧回避真诚，用套路回避思考。”

“可是老师，”林天插话，“考试作文不就是要套路吗？八百字，四十分钟，谁能真有什么深刻想法？”

“所以多数人一辈子都是四十七分。”周明锋看向林天，“你也是。”

林天闭嘴了。

周明锋从那一沓旧作文里抽出三篇，摊开在桌上。

“这三个人，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了全省语文单科第二，还有一个——”他顿了顿，“是我儿子。”

凌凡低头看向那三篇作文。

第一篇写《距离》，作者从乡下奶奶家的土灶写到城里公寓的电磁炉，从灶膛里的柴火写到触控屏上的数字。结尾说：“以前生火需要二十分钟，饭菜有烟熏味；现在点火只需一秒，我却再也尝不出那个味道。距离不是公里，是灶膛熄灭后，再也没人添柴。”

第二篇写《答案》，作者是全省语文单科第二。他写的是小时候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也是山”。他不信，翻过三座山，看到的还是山。后来他考到省城，在地理课本上看到那座山的海拔——两千三百米。他写下：“我用了十年找到那个数字，却用了二十年才明白，父亲给的才是答案。因为山那边无论是什么，你都得先学会翻山。”

第三篇最薄，纸张也最旧。

周明锋的儿子写《灯》。

凌凡一行行读下去。

“我六岁那年，父亲还在乡镇中学教书。他的办公室在一排平房的最东头，门口有棵泡桐树。每天晚上我去找他回家吃饭，隔着操场就能看见那扇窗——泡桐叶的影子映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摇晃的手。”

“后来我们搬到县城，父亲的办公室从平房变成楼房，泡桐树换成铁树。但每晚我去找他，隔着半个校园，还是能一眼认出那扇窗。不是因为灯比别人亮，是因为灭得最晚。”

“高三那年，我问他：爸，你当了三十年老师，教过的学生有的当官有的发财，你就不觉得亏？他想了很久，说：修电器的人，不会羡慕造电器的。”

“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的办公室搬到三楼最东头。我去看他，那扇窗的灯还是亮到深夜。泡桐叶没了，铁树也没了，窗台上只有一盆我送的仙人球，三年没开花。”

“今年寒假回家，陪父亲去学校散步。走到那排平房旧址，楼已经拆了，泡桐也没了。父亲指着空地上一棵刚栽的银杏说：这树我退休前是看不到了。”

“我问：那还栽它干什么？”

“父亲说：树知道要长几十年，还是每年都长一寸。”

凌凡读完最后一行。

窗台上的仙人球、银杏、每年一寸。

他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他抬起头，看见周明锋正看着那篇作文。老教师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握着眼镜布的手，指节泛白。

“这篇……”凌凡声音有些涩，“多少分？”

“五十八。”周明锋说，“当年高考，他语文一百三十七，作文扣了两分。”

“他现在……”

“在上海。程序员。”周明锋把作文收回去，动作很轻，像收一件易碎的瓷器，“一年回来两次。每次回来，都问我还在不在那个办公室。”

凌凡说不出话。

周明锋把那沓作文重新装进帆布袋，站起来。

“凌凡，你的问题不是不会写，是没什么想写。四十七分是你的舒适区——在这个分数里，你不需要掏心掏肺，不需要暴露自己，不需要面对那些你一直回避的问题。”

“什么问题？”凌凡问。

“你为什么要考年级前三？你为什么要冲六百六？你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到底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还是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

周明锋看着他，目光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洞穿一切的了然。

“想清楚这些，你的作文自然就过了五十分。”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没回头。

“那沓作文留给你们看。后天还我。”

门关上了。

走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四个人坐在原地，谁都没说话。

凌凡低头看着那沓泛黄的作文纸，第一篇的墨迹是蓝黑钢笔，第二篇是黑色中性笔，第三篇是蓝黑钢笔——和周明锋现在用的笔迹一样。

他忽然明白周明锋今晚为什么会“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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