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田站在正厅檐下，一身戎装已换成熨帖的深灰中山装，胸前别着青天白日的党徽。他神情肃穆，目光缓缓扫过庭院中聚集的人群：有他亲自委任的党部委员们（多为本地接受过新式教育或与中堡蓝氏宗族有密切关联的年轻人）；有被“礼请”而来的县城商绅富户代表；更扎眼的，则是那些特意从章丰、中堡等乡赶来的族老，他们穿着崭新的长衫或半旧的绸褂，神情恭敬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矜持。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张力——鞭炮的硝烟、新漆的气味、人们呼出的白气、以及某种无声的审视与较量的气息。

蓝玉田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诸位同志，诸位父老乡亲！今日，中国国民党武所县党部正式成立！此举乃奉中央之命，亦是吾武所步入革命新途之始！总理遗训‘唤起民众’，吾党之根基在民众。党部职责，便是领导民众，组织民众，解除民众疾苦，推行三民主义！首要之务，便是肃清地方，铲除军阀余孽、肃清赤化流毒，推行新税制，兴办学校！”

“铲除军阀余孽！肃清赤化流毒！”庭院里立刻爆发出整齐划一的口号声，由党部职员和那些年轻学生模样的党员领头喊出，声音响亮，震动屋瓦。口号声中，站在前排的几位长衫老者微微颔首，眼神却飘向别处；后面一些乡绅则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脸上挤出应景的笑容。傅鉴飞作为“地方贤达”（因与教会医院有联系，又在县城行医多年），也被邀请在场，他站在人群靠后的角落，目光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蓝玉田的话语掷地有声，充满了革命的决心，也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权。这“肃清”二字，如同一把尚未出鞘的寒刃，悬挂在每个人的头顶。口号声浪里，傅鉴飞敏锐地捕捉到温秋明看向蓝玉田时那复杂的眼神——有敬畏，有依附，也有一丝深藏的被支配的隐忧。

挂牌仪式后不久，济仁堂药铺的平静便被一种隐晦的恐惧所侵扰。先是隔街经营布庄的谢老板，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因曾短暂给北洋军李厚基的一个营长做过几天账房，被新成立的“肃反委员会”叫去问话，关了三天，布庄被罚没了一笔相当于半年利润的“特别捐”，才被放回。谢老板回店后就一病不起，傅鉴飞去诊视，见他形容枯槁，脉象惊悸散乱，口中反复低语：“我就记个账……我哪知道他是李大帅的人啊……”布庄的生意就此一落千丈。

接着是城东米铺的王掌柜。他有个侄子在省城念书，据说加入了什么“进步”社团，年初寄回几本宣传小册子，被邻居告发。王掌柜被党部的人带走训话，勒令写下“悔过书”并当众宣告与侄子“划清界限”，还要缴纳一笔“思想清剿费”。王掌柜回来时，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精神恍惚，米铺里再听不到他响亮的算盘声。他的妻子董婉清曾去探望过，回来说起王家婶子哭诉的情形：“……那悔过书，生生要我当家的嚼碎了自己那点老脸咽下去啊！党部那些人……那眼神……”董婉清说着，也忍不住叹息，在胸前默默划了个十字。

这些如冰水浇头的事例，让济仁堂的氛围日渐压抑。泽生抓药的动作变得格外小心翼翼，连说话都压低了声音。林蕴芝在擦拭药柜时，看着那些写着“当归”、“远志”的药匣，常会怔忡片刻，低声道：“当归何处？远志何存？这世道，人心惶惶，连草木都带了寒意。”傅鉴飞则更加沉默，他深知蓝玉田需要以霹雳手段立威，建立党部权威，扫清障碍，稳固后方为北伐筹款筹粮。这一套“肃清”的打法，与当年他在护法军时对付敌对势力何其相似？只是这名目，换成了堂皇的“革命”。党部这架新机器，此刻正依靠着蓝玉田个人的威望和武力后盾在武所隆隆开动，它所碾碎的，不仅仅是几个倒霉的商贩，更是县城中那层脆弱的、基于乡邻情谊和旧有习惯的平静面纱。

这日的雨淅淅沥沥，织成一层潮湿的网，笼罩着武所县城。济仁堂药铺里，药香和潮气混合成一种沉闷的气息。泽生正在柜台前仔细地称量一包党参，店门被猛地推开，冷风裹着湿气灌入，一个浑身泥泞、满脸惊惶的中年汉子跌撞进来。

“先生！傅先生！救救我家伢子！救救泽生啊！”来人竟是章丰村的猎户钟大奎，蓝玉田当年护法军副司令钟大辉的远房堂弟。他一把抓住泽生的胳膊，又扑到傅鉴飞面前，声音带着哭腔和难以抑制的颤抖。

傅鉴飞以为泽生尚未回城。原来，泽生说去章丰村送药，顺便回老家看下母亲。回城时路遇大雨，在林家祠堂避雨，恰逢几个青年在里面悄悄聚会，谈论时局甚为激烈，提及“农会”、“减租”等字眼。泽生年轻好奇，听了几句，被巡乡的县党部“清乡队”撞见，不由分说将他和那几个青年一并当作“赤嫌”抓了起来，投入县大牢，罪名是“秘密集会，图谋不轨”。钟大奎在县城做工，得知消息，如同五雷轰顶，立刻想到了与蓝司令有过一面之缘的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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