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他对着账本坐到半夜，眼睛熬得通红。

第二天，他对着库存清点到半夜，手指磨出两个血泡。

第三天，他对着一堆说不清的账目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去找冯四爷。

“四爷，”他说，“有几笔账，我不明白。”

冯四爷正在巷子口蹲着，听他问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几笔，是万财叔自己贴的。”

“贴的？”

“嗯。”冯四爷点了根烟，“公社账上没钱的时候，万财叔就拿自己的积蓄往里垫。他不记账，说‘记那干啥，我又不找公社还’。后来何三姐看不过去，偷偷给他记了几笔——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些。”

王墨水愣住了。

“他垫了多少？”

“不知道。”冯四爷吐了口烟，“也没人知道。万财叔那个人，话少，事多，做了不说。要不是何三姐记那几笔，连这点都没人知道。”

王墨水站在巷子口，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回去，把那几笔账重新誊了一遍。在“支出”栏里，一笔一笔写上：

“张万财垫付，大米款，三百七十元。”

“张万财垫付，煤油款，一百二十元。”

“张万财垫付，冬衣款，八百六十元。”

……一共十七笔，总计三千四百余元。

誊完了，他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

“以上款项，系张万财先生生前所垫付。张先生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牺牲，此账永存，以为纪念。”

写完了，他把账本合上，放回柜子里。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对着那棵刚发芽的梧桐树，站了很久。

冯四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后，没说话，只是站着。

两人站了一会儿。

王墨水忽然说：“四爷，我想从难民里挑几个孩子，教他们记账。”

冯四爷转头看他：“孩子？”

“嗯。识字的，算盘好的。”王墨水说，“我把他们教会了，以后公社的账，就能一茬一茬有人接。不像现在，我一个人，万一哪天我也……”

他没说完。

冯四爷沉默了一会儿，说：“行。我帮你找。”

第三天下午，三个孩子站在王墨水面前。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十二三岁。大的叫石头，小的叫二妮，最小的叫豆芽——不是真名，是逃难路上别人给起的外号。

王墨水看着他们，问：“会算盘吗？”

三个孩子点头。

“打一个我看看。”

石头先来。他拿过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通，从一加到一百。打完，抬头看王墨水。

王墨水点头：“可以。你呢？”

二妮接过算盘，没打加法，打的是减法。从一百减到一，一个不错。

王墨水眼睛亮了：“谁教的？”

“俺爹。”二妮说，“俺爹以前在药铺管账，日本人来了，炸死了。”

王墨水沉默了一会儿，看向豆芽。

豆芽是最小的，瘦得跟名字一样，像根豆芽菜。他接过算盘，手有点抖。

“别怕。”王墨水说，“慢慢来。”

豆芽深吸一口气，开始打。他打的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是乘法。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八五十六……手指在算盘上翻飞，噼里啪啦，像雨打芭蕉。

打完，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点紧张。

王墨水看了他三秒。

然后他转头对冯四爷说：“这三个，我都要了。”

冯四爷点头。

王墨水又转回来，看着三个孩子：“从明天开始，每天下午，跟我学记账。学好了，以后公社的账，你们管。”

三个孩子互相看看，眼睛里有光，也有怯。

石头鼓起勇气问：“先生，我们……我们能管好？”

王墨水蹲下来，和他们平视。

“张万财你们知道吗？”

三个孩子点头。万财叔，谁不知道？那个不爱说话、总是蹲在墙根抽烟的老头，那个冬天给他们发棉袄、夏天给他们熬绿豆汤的老头，那个在日本人打进来那天，冲出去再也没回来的老头。

“他管账管了一辈子。”王墨水说，“没出过差错。他走之前，把账本交给我，说：‘好好管。’现在我把账本交给你们——你们说，能不能管好？”

三个孩子看着王墨水的眼睛。

那眼睛里没有笑，没有哄，只有认真。

石头第一个点头：“能。”

二妮跟着点头：“能。”

豆芽用力点头，把眼泪憋回去：“能！”

冯四爷蹲在墙根，端着搪瓷缸子，看着这一幕。

他看见三个孩子围在王墨水身边，看他在账本上一笔一划写字。他看见王墨水把算盘递给石头，手把手教他怎么拨。他看见豆芽趴在条凳上，用铅笔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画数字。

他看见那棵刚发芽的梧桐树，影子慢慢拉长，又慢慢缩短。

他把搪瓷缸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口水。

水是凉的。但他觉得胸口有一团火，暖暖的，烧着。

“万财，”他低声说，“你看见没？”

没人回答。

但冯四爷觉得，有人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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