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下午2:30，七星岗巷口

卖菜的孙大娘今天没出摊。

她搬了张小凳子，坐在自家破屋门口，手里攥着三天前张小山给她的那份《我有一个梦想》传单——纸已经揉得发软，边缘都起毛了，但她舍不得扔。

巷子里挤满了人。街坊邻居，码头工人，学生，还有更多陌生面孔——有人说是从沙坪坝、从江北赶来的，就想看看“蒋夫人怎么给贾先生颁勋”。

“大娘，”旁边修鞋的王老头凑过来，压低声音，“您说……这事是真的吗？政府真转过弯来了？”

孙大娘没说话。她抬起头，看着巷子深处那个小院——院墙上的弹孔还没补全，血书碑前放着新鲜的野花。三天前那场血战的硝烟味，好像还留在空气里。

然后她看到了许大山。

那个独腿伤兵，拄着拐，由小栓子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巷口。他今天换了身干净的旧军装，左胸别着那枚磨损的“鄂西会战纪念章”。

许大山在孙大娘面前停下。

两人对视。没说话。

但孙大娘看见，许大山那双见过太多死亡的眼睛里，有种东西在闪烁——不是喜悦，不是释然，是一种更复杂的、近乎悲怆的期盼。

“大山，”孙大娘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你信吗？”

许大山沉默了很久。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是车队来了。

“我不知道。”他说，每个字都很重，“但如果今天，夫人真把勋章颁了，真说了那些话……那至少，三姐、万财叔他们流的血，没白流。”

他顿了顿，看向巷口方向。三辆黑色轿车正缓缓驶入，前后两辆是军统的车，中间那辆是美国产的凯迪拉克，车身锃亮得刺眼。

“可要是……”孙大娘话没说完。

“那就说明，”许大山握紧了拐杖，指节发白，“这个国家，还有救。”

车队停下。

车门打开。宋梅龄下车时，巷子里突然安静了一瞬。

她穿深蓝色绣银线旗袍，外罩黑色呢大衣，颈间一串珍珠项链，头发一丝不苟地挽成髻。五十岁的年纪，却保养得仪态雍容，与周遭的断壁残垣、破衣烂衫格格不入。

两名女秘书紧随其后，捧着红绒锦盒。

冯四爷和赵铁柱带着人守住巷口两侧。但这次不是对峙，是警戒——赵铁柱的士兵们枪口朝下，但手指没离开扳机。

宋梅龄的目光扫过巷子。她看到了许大山的空裤管，看到了孙大娘手里攥着的传单，看到了墙壁上还没擦干净的粉笔字：“腊月廿三，买肉三斤——何三姐”。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很轻微，但孙大娘看见了。

然后，宋梅龄继续向前。她走到小院门口时，冯四爷让开路，沉声道：“夫人请。”

院子里，贾玉振和苏婉清已站在堂屋前。王墨水、林菊等人站在稍远处，眼神复杂。

宋梅龄走进院子。她先走到血书碑前，停下，低头看着那行字：

“此地曾有人为真话死为自由战”

她看了足足十秒。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从秘书手中接过一束准备好的白菊，轻轻放在碑前。

没有言语。只是一个动作。

但巷口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吸了吸鼻子。

宋梅龄转身，走向堂屋。在距离贾玉振三步时停下，主动伸出手：“贾先生，久仰。”

她的手保养得很好，白皙，纤细。贾玉振的手则因常年握笔、最近又搬砖砌瓦而粗糙皲裂。

两手相握。

镁光灯在这一刻疯狂闪烁——美联社记者抓拍下了这个镜头：旗袍贵妇与长衫文人，在废墟小院中握手。背景是血书碑，是弹孔墙，是瓦砾堆。

“蒋夫人亲临寒舍，不胜荣幸。”贾玉振语气平静。

宋梅龄微笑，笑容得体而真诚：“该说荣幸的是我。委员长和我，都读了您的《我有一个梦想》。写得真好——‘我梦想有一天，父亲能教儿子识字，母亲能给女儿梳头，而不用害怕明天的太阳会被硝烟遮蔽’……”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几分：

“我父亲生前，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所有中国孩子都能读书。贾先生，您写出了他的梦。”

院子里更安静了。

贾玉振看着她。这位第一夫人眼中，竟真有一丝水光——不知是演技，还是真情。

“夫人过誉。”他依旧平静。

宋梅龄示意秘书打开第一个锦盒。金光闪烁——青天白日勋章，国民政府最高荣誉。

“这是委员长特批授予您的‘抗战胜利勋章’。”她双手捧起，“表彰您在鼓舞民心、凝聚抗战意志上的卓越贡献。”

贾玉振没接。

他看向那枚勋章，又看向宋梅龄的眼睛。

五秒钟的沉默，长得像一个世纪。

巷口，许大山的手心全是汗。

院子里，冯四爷的肌肉绷紧了。

记者们的镜头对准贾玉振的脸，等待他的反应——拒绝？接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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