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末，秦岭山脉深处。

千代子——现在化名“林菊”——正沿着一条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古道艰难前行。

她穿着陕甘宁边区妇女常穿的深蓝色粗布衣裤，头发用同色头巾包裹，背上是一个半旧的竹背篓，里面装着几包草药、两块干粮，以及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藏在草药夹层中的油纸包。

油纸包里是贾玉振的手稿《黄粱梦之〈昭和五分钱〉》，还有她自己连夜赶译的日文初稿。

离开重庆已经七天。这七天里，她先乘了一段运煤的货车，然后在川陕交界处下车，由地下交通员接应，转入秦岭山区。

路线是精心设计的：避开国民党驻军关卡，绕开日军可能的侦察范围，沿着几百年来走私盐茶的小道，一步步靠近延安。

向导是个沉默的陕北汉子，叫老杨。他话很少，但眼睛像山里的鹰一样锐利。

每走一段，他就会停下来，侧耳倾听山林里的动静——鸟鸣的节奏、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远处溪流的声响，都是他判断安全的依据。

“林同志，前面要过一道山梁，那边有国军一个哨所，不过他们一般不下山。”老杨指着前方云雾缭绕的山脊，“我们绕南坡走，多花两个时辰，但安全。”

千代子点点头，抹了把额头的汗。她的脚已经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她不敢停。

背篓里的手稿像一块烧红的炭，烫着她的脊背，也灼烧着她的心。

五天前在重庆郊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她见到了从延安来的反战同盟干部小林宽敏。

小林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1938年被强征入伍，在山西被八路军俘虏，经过教育后加入反战同盟。

他看着千代子带来的手稿，读得极慢，读到中村一郎在南京吞特攻丸那段时，这个平时坚毅的汉子竟红了眼眶。

“这文章……太真实了，”小林的声音沙哑，“我认识很多像中村一郎那样的人。他们不是天生的恶魔，只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学生，被军国主义机器碾碎，也碾碎了别人。”

他们连夜制定了传播计划：先将文章译成日文，制作成可以藏在火柴盒、香烟包、甚至揉成小纸团塞进子弹壳里的微型印刷品；

然后通过八路军敌工部和反战同盟在华北、华中敌后的网络，渗透到日军据点、运输线、军营；

同时利用日军内部的厌战士兵秘密传阅，像病毒一样扩散。

“但最关键的，”小林盯着千代子的眼睛，“是要让文章看起来像是日军士兵自己写的——一个匿名老兵的忏悔录。

不能有中国共产党的痕迹，更不能有重庆方面的痕迹。它必须是从日军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

千代子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被发现，传播者会被作为“叛国者”处以极刑。

但她想起贾玉振书房里那个消瘦的背影，想起手稿上那句“真希望我这破败的一生，只是那黄粱一梦”，点了点头。

“我去延安，”她说，“反战同盟总部需要这篇文章的原稿和翻译指导。而且……我想见见更多像你一样的人。”

现在，她正在去往延安的路上。

山路越来越陡，呼吸间满是松针和泥土的腥气。背篓里的油纸包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种微弱的、固执的耳语。

六月初，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孔窑洞里。

油印机的滚筒正有节奏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空气中弥漫着油墨刺鼻的气味。几个穿着灰色军装、戴着袖套的年轻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忙碌着：一个在检字，一个在滚墨，一个在翻页，动作熟练而安静。

窑洞深处，千代子和小林宽敏，以及反战同盟负责人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正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

桌上摊开着《昭和五分钱》的日文定稿，还有几张刚刚印出来的样张。

样张只有巴掌大小，用的是边区自制的粗糙黄纸。

标题《ある老兵の手记——五銭铜货の重み》（一个老兵的手记——五分钱铜币的重量）用细密的仿宋体印刷，正文则用了更小的字号，密密麻麻，像一片沉默的蚁群。

“字号不能再小了，”负责印刷的小赵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再小就看不清了。但这样的话，一篇完整的文章需要四张纸，折叠后可以塞进香烟盒。”

杉本一夫——一个四十多岁、面容坚毅的日本人——拿起样张，眯起眼睛仔细查看。

他曾是日军军官，1939年被俘后经过长期学习，成为反战同盟的核心骨干。他的手指抚过“特攻丸”“突击锭”“慰安妇”这些词，久久不语。

“这篇文章……会像刀一样插进很多日本兵的心，”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他们不敢面对的记忆，被这样具体地、不带审判地写出来了。没有骂他们是‘鬼畜’，没有说他们‘罪有应得’，只是平静地叙述：这是发生的事，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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