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余有一问：诸君骂我、斥我、与我划清界限，是因我说错了，还是因我说了你们不爱听的话？”

笔锋一转：

“若我说错了，请指证：日军资源枯竭，是否事实？南进夺取石油橡胶，是否正在发生？

滇缅公路之脆弱，是否众所周知？

敌后斗争之残酷，是否日益加剧？

美国战略重心在欧非，是否真实？”

“若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我说‘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才刚开始’，何错之有？”

接着，文章进入最悲愤的部分：

“诸君爱听‘胜利在望’，余亦爱听。谁不愿战争早日结束，谁不愿亲人团聚，谁不愿山河重光？然爱听，不等于真话。”

“真话往往是苦的，是刺耳的，是让人坐立不安的。但正因其苦、其刺耳、其让人不安，才更须说，更须听！”

“余为何要做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因若等到狼真来了，再喊，便晚了。

届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谁来负责？

是那些高唱‘胜利在望’的君子，还是我这个提前预警的‘小人’？”

“余知今日之言，必招更烈之攻讦，甚或杀身之祸。

然余仍要说，仍须说，仍必说——因若因说真话而获罪，则真话本身，已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勇气！”

“余非圣贤，亦怕死，亦想活。但余更怕，十年之后、百年之后，当后人翻阅这段历史，发现满纸皆是谎言与狂热，竟无一人敢说真话。那才是民族真正的悲哀。”

“今余将真话说尽。诸君可继续骂，可继续斥，可继续与余划清界限。

唯愿他日黑暗降临时，诸君能记起今日之言，能多备一根火把，多存一口粮食，多挖一个掩体。”

“如此，余便死而无憾。”

文章末尾，是一行小字：

“此文成于十二月十八日夜。窗外寒星数点，山城寂静。余独坐灯下，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

周刊一出，山城再次震动。

茶馆里，有人拍案叫绝：“说得好！真话就是稀缺的勇气！”

也有人骂得更凶：“死不悔改！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已经沸腾的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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