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的赵文君站起身，手里捧着那份血染歌谱的抄本。

她的声音在石壁间回荡，清亮而坚定：

“同学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不是为了悼念一个陌生的姑娘，是为了认识一个姐妹——她叫楚云，十八岁，在夜校教妇女识字，会抄诗，会在页边画星星。她死了，因为不愿被父亲卖给五十岁的老头做妾。”

她翻开《黄粱梦》的抄页：

“楚云死前，正在读这篇文章。她读到了阿伊莎——那个罩袍下做梦的姑娘。

楚云自己，何尝不是另一个阿伊莎？只不过困住她的不是布卡，是‘父命难违’，是‘女子本分’，是‘嫁人就是归宿’！”

台下，有女生开始啜泣。

赵文君继续：“楚云用剪刀扎破的，不只是自己的手腕，也是那层罩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看不见的罩袍！

她死了，但她的血，染红了这些歌谱——她在用命告诉我们：有些窗户，不砸开，会闷死人的！”

一个戴着眼镜、一直沉默的女生忽然站起来，声音发抖：

“我……我家里给我定了亲，对方是我表哥，大我十二岁，前年死了老婆。我不想嫁，可我爹说，亲上加亲，是天大的好事……”

她说不下去了，蹲下身，放声大哭。

紧接着，又一个女生站起来，脸红得像要滴血，声音却异常响亮：

“我叔要娶我！说我爹死了，长兄如父，他做主！

我娘跪下来求他，他打我娘耳光！

我逃到重庆读书，他追来信，说再不回去，就打断我的腿！”

“我也是！我爹要把我卖给戏班子……”

“我娘生不出儿子，我爹要纳妾，钱不够，想把我送给局长做三房……”

防空洞里，哭声、控诉声、压抑太久的怒吼声，汇成一片汹涌的暗流。

这些平日里温顺安静的女学生，此刻像突然被针扎破的气球，把积攒了十几年的委屈、恐惧、愤怒，全都倾泻出来。

马灯的火苗在她们泪光闪闪的脸上跳跃，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此刻有种悲壮的美。

赵文君举起那份蓝布包，高声说：

“从今天起，我们不止要读书，还要说话！楚云不能白死，阿伊莎不能白梦！

我们要组织起来——去女中宣讲，去工厂夜校讲课，去报纸写文章！

告诉所有女人：我们不是货物，不是附庸，我们是人！是人就该有人的活法！”

“对！”

“组织起来！”

三十几只年轻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蓝布包在她们手中传递，像一枚沉默的、滚烫的火种。

楚天暴毙的消息，是林曼记者在《新民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用不到两百字披露的。

标题很克制：《前市党部干事楚天遇袭身亡》。

正文更克制：“昨夜十时许，楚天于归家途中遇袭，身中三刀，当场身亡。

警方初步判断为仇杀，已成立专案组调查。”

但文章最后一段，笔锋微转：“据悉，现场遗留一枚铜制徽章，图案疑似樱花。有目击者称，袭击者手法专业，行动迅捷，似非普通劫匪。”

就这几十个字，像一粒石子投进看似平静的湖面。

市党部当天下午就发了严正声明：“楚天同志系遭不法分子残害，所谓‘樱花徽章’纯属谣言，系别有用心者企图制造混乱。望民众勿信谣、勿传谣。”

但“樱花”这两个字，已经种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茶馆里，酒桌上，报摊前，人们压低声音议论：

“听说了吗？楚天死了，现场留了日本人的东西……”

“是不是因为他逼死女儿，遭了天谴？”

“什么天谴！我看是有人看不过眼，替天行道！”

“可为啥留日本徽章？难道是……”

话到这里，往往戛然而止。

说话的人互相看看，眼神里有惊疑，有揣测，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混合着痛快与不安的复杂情绪。

楚家彻底垮了。

楚天死后第三天，债主们就堵上了门——他在外面欠的赌债、印子钱、人情债，像脓疮一样全爆了出来。

房子被封了，家具被抬走了，几个姨太太卷了细软跑得无影无踪。

只剩楚云的母亲——那个常年被冷落在偏院、吃斋念佛的原配周氏。

周氏五十不到，头发已全白了。

她穿着半旧的青布衫子，坐在空空荡荡的堂屋里，看着家徒四壁，脸上没有悲，也没有怒，只有一片死灰般的平静。

第四天清晨，她拎着个小包袱，出了门。

一路走到南岸乱葬岗，找到楚云那座小小的新坟。

她在坟前坐下，从包袱里取出几样东西：一件婴儿的小肚兜（楚云满月时穿的），一本泛黄的《三字经》（楚云开蒙用的），还有一把断了齿的木梳（楚云小时候，她常给她梳头）。

她把东西一件件摆在坟前，摆得很整齐。然后她开始说话，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云儿，娘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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