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由陈静主持宣读敕书。当“藤忠”、“源顺”、“平吉”三个崭新的汉名被高声念出，并通过通译传达给所有倭人时，广场上一片哗然，随即转为压抑的兴奋与无尽的羡慕。

藤忠（原藤原）激动得浑身发抖，在礼官指引下，脱下那身不伦不类的仿汉深衣，换上一套真正由洛阳赏赐的青色吏员常服（无品），戴上幞头。尽管穿戴起来仍有些别扭，但他努力挺直腰板，模仿着汉官的举止，向高台上的刘封、庞统行三跪九叩大礼。

“谢大王天恩！谢都护、制使栽培！小人……不，臣藤忠，必肝脑涂地，效忠汉室，永为藩屏！” 他的汉语仍带浓重口音，但词句是早就背熟了的。

刘封代表朝廷赐下印信（木制，刻有姓氏和“归化”字样）、一小袋五铢钱，以及一道更重要的许可：准许其家族经营矿奴贸易，并减免其直属部落三年的赋税。

源顺、平吉亦如是。

仪式结束后，这三家顿时成为所有倭人瞩目的中心。他们的族人昂首挺胸，其他倭姓首领则围上来祝贺，眼神热切。许多普通倭民远远望着，窃窃私语：“看到了吗？穿汉衣，说汉话，就能变成‘藤大人’、‘源大人’……还能免税！”

陈静在一旁静静记录。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嘉奖，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顺从、效忠、并帮助汉人统治其他倭人，就能获得超然的地位和实实在在的利益。等级的阶梯已经竖起，无数人将开始奋力攀爬，而他们的攀爬，必然会踩在更多同族的背上。以夷制夷，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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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军事都督廖淳的权限也得到进一步明确。

都护府发出公文，重申军事都督职责：一、守卫汉津港至汉安城及主要矿场道路安全；二、镇压大规模倭人反抗；三、清剿山中不臣部落；四、保护海上运输线；五、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港口贸易、矿场经营、民间诉讼等民政事务。驻军调动超过五百人，需向都护府报备；千人以上，需庞统或刘封批准。

同时，赋予都护府一项新权力：可请求军事都督出兵，执行特定清剿或捕奴任务，但需明确目标、范围、俘获处置方案（如转为官奴拍卖），并事后报备详细战果及损耗。

这项权力很快得到运用。六月中旬，根据倭姓首领藤忠（急于表现）提供的线索，汉安城东南百里处，有几个规模较大的部落一直未曾归附，且袭击过藤忠的捕奴队。刘封与庞统商议后，签发命令，请求廖淳出兵“讨伐不臣”。

廖淳点起一千汉军，并令藤忠、源顺等率领其部属倭兵五百为前锋向导。邢道荣主动请缨为先锋。

战斗并无悬念。汉军强弓硬弩、铁甲利刃，对阵还在使用青铜武器和竹木盔甲的部落武装，近乎碾压。邢道荣一马当先，连破两寨。藤忠等人更是卖力，既是向新主子表功，也是公报私仇，兼为未来的“货品”来源清场。

数日后，捷报传回：击溃三部，斩首百余，俘获青壮倭人四百余，妇孺六百余口，缴获杂物若干。

刘封依令行事：斩首者筑京观示众；俘获青壮，经甄别，顽抗者处死，其余三百余人，登记造册，作为“官奴”，由市易司主持，公开拍卖给各家矿场；妇孺则分散安置于新附的倭人村落，或赏赐给有功的归化倭姓首领为仆役。

拍卖所得钱粮，三成赏赐给出征的汉军将士，两成赏给出力的倭兵，五成收归都护府库。藤忠等人虽然没分到现钱，但得到了人口和声望，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获得了在那一带优先“捕奴”的默许权。

一场军事行动，既打击了不服，补充了矿奴，犒赏了军队，巩固了归化者的忠诚，还为都护府增添了收入。各个环节，皆有明文规定或事先约定，权责清晰，利益分明。

陈静将这次行动的全程记录，连同之前的仲裁案卷、赐姓仪典文书，一并整理，写成第二份详细的监察报告。在报告末尾，他提笔写下：

“律法已宣，初见成效。仲裁一案，立规矩之威；赐姓三人，示晋升之阶；协同清剿，明权责之分。三事并举，瀛洲新制之骨架初立，汉倭渐知朝廷法度非虚。然，下官观之，隐忧已现：赐姓倭首权柄日重，依附汉势而凌虐同族，恐成新豪强；捕奴之事，虽有都护府核准之名，然山中行事，实则无拘，长此以往，恐激大变。”

写罢，他盖上监察司的铜印，命信使以快船发往洛阳。窗外，汉安城的灯火在夏夜里明明灭灭。这座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这套崭新而残酷的殖民秩序，正在这远离中原的海岛上，缓缓扎根，舒张枝叶。而它的根须，注定要深深刺入这片土地的肌体，汲取养分，也播下无数未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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