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出去？”杨亮直接问。

乔治犹豫了一下，点头：“想。至少……去沙夫豪森看看。那儿是我的中转站，有仓库，有伙计。我得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货是不是还在。而且……”他顿了顿，“我也得给家里打个前站。等瘟疫真过去了，恢复贸易，我得是第一个动起来的人。”

理性上，杨亮知道乔治说得对。盛京不可能永远封闭。他们需要外部的矿石、羊毛、书籍，也需要把玻璃、铁器、白酒卖出去换回必需品。迟早要重新打开门。

但情感上，他迟疑。瘟疫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林登霍夫伯爵那边说控制住了，但更远的地方呢？沙夫豪森、巴塞尔、斯特拉斯堡……那些曾经繁华的市镇，现在是什么景象？万一乔治出去染了病回来，或者把新的疫病带进来呢？

“再等半个月。”杨亮最终说，“半个月后，如果河道上还是完全没有外来船只，我派一条船，配六个护卫，跟你去沙夫豪森。但有几条规矩。”

乔治眼睛亮了：“您说！”

“第一，只到沙夫豪森，不去更远。第二，上岸人员不得超过三个，包括你。其他人留在船上，船不靠主码头，停在老渡口下游。第三，全程戴口罩手套，不与人近距离接触，不进食当地食物饮水。第四，无论看到什么，七天之内必须返回。返回后，所有人隔离观察十五天。”

条件苛刻，但乔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行！只要能出去看看，什么都行！”

送走乔治，杨亮独自在书房坐了很久。他推开窗，春寒料峭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清新气味。远处牧草谷的方向，仿佛已经能看到庄客们在地里忙碌的身影——今年那二十多公顷新地要第一次正经种庄稼，大家都憋着劲。

现在，二十九年过去了，他们有了城墙、田地、工坊、学堂，有了近一千六百人口，有了应对瘟疫的基本能力。

但有些东西没变：对外部世界的未知，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在这种未知和不确定中，依然要向前走的决心。

乔治想出去，是为了生意，也是为了解开那个困住所有人的谜团：外面到底怎么样了？

而杨亮同意他去，不只是为了安抚一个焦虑的商人。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也需要知道答案。盛京可以依靠内循环活很久，但不能永远活在真空里。他们需要知道，当这扇门重新打开时，门外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还是一个正在艰难复苏的世界。

答案，也许就在半个月后的沙夫豪森之旅里。

他合上窗，走回书桌前。桌上摊开着春耕的物资分配方案、学堂新学年的课程表、工坊区下一阶段的技术试验计划。无论外面如何，里面的日子总要过，而且要过得扎实，过得有盼头。

就像那些在冬天里默默封存的陶罐罐头，等春天到了，夏天来了，总会有打开享用的时刻。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铺路、修渠、建塔、育人——都是在为那个时刻积蓄滋味。

乔治离开书房后，杨亮没有立刻继续批阅文书。他走到窗前，看着那个商人略显急促的背影消失在街道拐角，心里浮起一阵复杂的感慨。

二十多年了。从乔治第一次冒险把船队开进阿勒河支流、试探着用皮革和药草交换第一批铁质商品算起，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会儿的乔治还是个小有资产的行商，每句话都要掂量三遍，验货时恨不得把每块铁锭都咬一口。而现在，他已经是盛京最大的外来定居者，财富可能超过了许多有着古老纹章和领地的伯爵——虽然那些伯爵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乔治的财富，和传统贵族的财富完全不同。杨亮清楚这笔账：二十多年来，乔治从盛京运走的货物，那些板甲、武器、玻璃器、骨瓷、白酒，沿着阿勒河进入莱茵河，向北销往法兰克尼亚，向西抵达勃艮第，甚至通过转手商贩流到更远的弗里西亚和萨克森。

每趟贸易的利润，乔治曾酒后吐真言：“在莱茵河上跑船，风险大，但赚得实在。”这些利润没有变成封地和农奴，而是变成了乔治在盛京内城边缘那座气派的三层石砖宅邸，变成了码头区那排带防潮地板的砖石仓库，变成了他存在盛京银库里的、足够在沙夫豪森买下半条街的金银币。

更重要的是，乔治把家彻底搬过来了。妻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住在盛京。他在沙夫豪森的旧宅改成了货栈，只留几个老伙计照看。用乔治自己的话说：“沙夫豪森是码头，盛京是家。”这种深度绑定，让杨亮对乔治的态度比对其他商人都要复杂。他是最可靠的贸易伙伴，熟悉盛京的规矩和需求，能弄来别人弄不到的东西；可这种绑定也意味着风险——如果乔治出事，盛京不仅会失去一条重要商路，还要承担照顾他家族的责任。

所以当乔治表现出要出去的强烈意愿时，杨亮理解那份焦虑。对于一个习惯了金钱流动、信息流通的商人来说，这一年多的隔绝，确实像把鱼扔进了水桶。哪怕桶里食物充足，鱼还是会本能地渴望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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