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杨亮放下笔，脸上露出笑容，“名字想好了？”

“诺丽别说，想让您给起。”杨保禄挠挠头，“她说您起的名字都有寓意。”

杨亮沉吟片刻。窗外是八月底依然炽热的阳光，远处牧草谷的方向传来隐约的号子声，那是开荒的劳力们在搬运最后一季的绿肥种子。

“叫杨穗吧。”他说，“禾穗的穗。希望她像田里的麦穗一样，结实、饱满，能养活自己，也能滋养他人。”

“杨穗……”杨保禄念了两遍，用力点头，“好！就叫这个！”

当天晚饭时，全家聚在内宅的小厅里，算是为新生儿简单庆祝。杨保禄抱着裹在襁褓里的小女儿，动作还有些笨拙，但眼神温柔。两个小男孩好奇地围着看，想摸妹妹又不敢。诺丽别靠在榻上，脸色虽然苍白，但笑容满足。

杨亮的妻子珊珊端来炖好的鸡汤，一边分碗一边感慨：“咱们杨家，也算是人丁兴旺了。”她看了眼坐在角落安静吃饭的杨定军，又看了眼在旁边帮忙摆碗筷的玛蒂尔达，话里有话，“定军啊，你哥哥这都三个孩子了。你也得抓紧了。”

杨定军正夹菜，闻言筷子停了一下，没说话，耳朵却微微泛红。玛蒂尔达低头摆筷子，脖颈也透着粉色。

杨亮喝了一口汤，没接话。他心里清楚，按这个时代的观念，杨定军十九岁还没成亲，确实算晚了。但他更清楚，眼下不是谈婚论嫁的好时机。

一来瘟疫未过，外面世界依然危险，林登霍夫伯爵领地自身难保，不可能正经操办婚事。二来……他看着儿子和玛蒂尔达之间那种自然又含蓄的互动，觉得或许该给年轻人一点时间。感情这种事，催不得，得等它自己熟透。

饭后，杨亮独自走到院子里。八月的夜空星河璀璨，远处城墙上的灯火像一串散落的珠子。他能听到内城各处传来的隐隐人声——夫妻低语、孩童夜啼、老人咳嗽、还有不知哪家传来的轻微纺车声。

这些声音，在瘟疫笼罩外界死寂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珍贵。它们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代表着即使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依然在努力地活，努力地爱，努力地养育下一代。

他想起穿越前读过的一本关于中世纪人口史的书。里面说，大瘟疫之后，欧洲人口锐减，但幸存者因为获得了更多土地和资源，反而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和经济增长。历史总是这样，在毁灭的灰烬里，悄悄埋下新生的种子。

盛京现在做的，或许就是在灰烬里提前埋下种子。开垦新地，改良技术，储备知识，养育孩子。等外面那场瘟疫的狂风终于过去时，这片山谷里的种子，或许就能率先发芽，长成一片不一样的树林。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牧草谷方向焚烧草根的烟味，混合着内城飘来的淡淡奶香和草药气。杨亮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

书房里，那本摊开的人口统计册还摆在桌上。在“新生”一栏，他提笔添上了一个名字：杨穗，女，八月廿七日生。

墨迹未干，在油灯下泛着湿润的光。

而窗外，夜色深沉，瘟疫仍在遥远的河流下游徘徊。但在这道城墙之内，新的一天，新的生命，新的希望，已经悄然开始。

九月上旬的一个午后，杨亮坐在内宅院子的石凳上，看两个孙子在夯实的泥地上追一只甲虫。

大的叫杨林，跑起来已经飞快；小的叫杨树，跟在后头跌跌撞撞，摔倒了也不哭，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追。孩子的笑声清脆，在寂静的秋日院子里格外响亮。杨亮看着，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纯粹地“闲着”了。

往年这时候，他该在外务所和马可那样的商人谈判，或者和工坊管事们讨论冬季生产计划，再不然就是盯着牧草谷开垦的进度。但今年，贸易近乎断绝，工坊减产，开垦也进入了播种绿肥的收尾阶段。整个庄园像一台突然卸下重负的机器，运转节奏慢了下来。于是，他这个操作机器的人，也难得有了喘息的空隙。

甲虫钻进墙角的砖缝里，两个孩子蹲在那儿扒拉半天没找着，悻悻地跑回来，一左一右扒着他的膝盖。

“爷爷，”杨林仰着小脸，“什么时候还能吃果子？”

杨树跟着学舌：“果果！”

杨亮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孩子说的是什么。夏秋之交那阵子，庄园里的孩子们确实有口福：山坡上的野蓝莓、覆盆子、黑加仑，还有从更远的林子里采回来的野草莓，虽然个头小，但酸酸甜甜的，孩子们跟着大孩子漫山遍野跑，摘了就塞嘴里，吃得嘴唇手指都染得紫红。

更难得的是果园里那几棵“宝贝树”——当年穿越时带的几个桃核种下去的，现在长了十几年，每年能结几十个桃子。虽然比不上记忆里的水蜜桃，但在这地方已经算稀罕物，成熟时一家分一两个，孩子们能捧着啃半天。还有葡萄园里那些杂交品种，虽然酸味还是偏重，但至少有了葡萄的香气，不像野葡萄那样涩得人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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