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窝阔台的东路军在淮西掀起腥风血雨时，中路军的统帅，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却更加令人窒息的节奏，将他麾下的十五万大军，缓缓地、却坚定不移地，压向帝国的腰膂——荆襄地区，尤其是那两颗卡在汉水咽喉要道上的铁钉：襄阳与樊城。

和林城万安宫中，铁木真“像蟒蛇一样缠住襄阳，不让它有喘息之机”的命令，在拖雷这里，被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耐心和冷酷的精确执行着。

拖雷，这位以勇悍暴烈着称的王子，在对待襄阳、樊城这两块硬骨头时，却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属于顶级猎食者的狡猾与耐心。

他深知，面对襄阳、樊城这样经营数十年、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守军精良的超级要塞，他麾下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最大的优势——机动性与冲击力——将大打折扣。

硬冲，除了在城墙下堆积如山尸体，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的战术，是封锁、消耗、瓦解，最终绞杀。

绍兴四十五春，拖雷的大军自河南南部（原金国南京路地区）南下，并没有直扑襄阳城下，而是像一把巨大的梳子，以千骑、万骑为单位，分散扫荡襄阳、樊城外围数百里内的所有宋军据点、堡垒、烽燧、粮仓，以及一切可能为两城提供支援的村镇、关隘。

他的游骑遮天蔽日，切断了襄阳、樊城与北方（南阳盆地）、东方（随枣走廊）、西方（郢州、江陵）的所有陆路联系。

汉水上下游，凡是可以通行船只的河段，都出现了蒙古军临时拼凑的、由掠来的民船改装成的战船巡逻队，他们虽然水战不精，但足以袭扰、拦截试图向两城运输物资的小型船队。

与此同时，拖雷征发了数量惊人的中原民夫、俘虏，在襄阳、樊城周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土木作业。

他们不是简单地挖掘一道围城壕沟，而是在两城外围，尤其是可能得到来自南面（汉水南岸）支援的方向，挖掘了纵横交错、深达数丈、宽亦数丈的壕堑体系，并在壕沟后方筑起土墙，设立木寨，布置哨所。

这些壕沟土墙，并非为了阻挡城中守军突围，而是为了彻底隔绝外界与两城的任何联系，尤其是防止宋军水师利用汉水，向城内输送兵员、粮草、军械。

拖雷要将襄阳、樊城，变成两座真正的、完全孤立的孤岛。

每天，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百姓，被蒙古骑兵驱赶到城下。

他们中有附近的农民，有从更北方逃难而来的流民，此刻都成了拖雷攻心战术的工具。

蒙古兵逼迫他们向城头喊话，劝说守军开城投降，许诺种种“优待”。

当守军以箭矢回应时，蒙古兵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百姓驱赶到壕沟边，一批批砍杀，尸体推入壕中，既是填埋壕沟，更是对城上守军进行残酷的心理威慑。

惨叫、哀嚎、尸山血海，日日上演在襄阳、樊城守军的眼前。

对于守军的出击，拖雷早有防备。

他在围城营地外围，布置了精锐的骑兵游哨，昼夜巡逻。

宋军若派小股部队出城骚扰、或试图破坏围城工事，往往会遭到蒙古骑兵迅捷而致命的打击。

几次试探性的出击受挫后，襄阳守将吕文焕、樊城守将范天顺深知出城野战正中蒙古人下怀，遂转为全力固守，凭借坚城巨炮，与蒙古军对射。

真正的攻城战，在围城工事大致成型后，才以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展开。

拖雷并不急于蚁附攻城，那只会白白消耗兵力。

他充分利用从中原、西夏、西域带来的工匠和技术，在距城数里之外的安全地带，建立起庞大的攻城器械制造营地。

巨大的回回炮（配重式投石机）部件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然后在夜间由大队人马掩护，运抵预设阵地组装。

这些抛石机，射程远超守军的旋风炮（宋军轻型投石机），可以相对安全地将百斤甚至更重的石弹、火球，抛入城中。

每天，从黎明到黄昏，巨大的石块裹挟着厉啸，砸向襄阳、樊城的城墙、城楼、民居。

火球点燃了城内的屋舍，黑烟日夜不散。

守军也以牙还牙，用城头的床弩、旋风炮、弓弩还击，但射程往往不及，效果有限。蒙古军还有从金国、西夏俘获的、善于挖掘地道的“洞子军”（工兵），他们在弓箭手和盾牌的掩护下，尝试向城墙脚下挖掘地道，企图爆破或直接挖穿城墙。

守军则以“地听”（瓮听）侦测，发现动静便以烟熏、灌水、或对挖对抗。

围城变成了消耗战、意志战、技术战。

对守军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惨烈的攻城，而是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和心理压力。

尽管城中粮草储备充足，但新鲜蔬菜、肉类很快消耗殆尽，药品开始短缺，持续不断的炮击和骚扰造成的伤亡在累积，更为致命的是，与外界完全隔绝带来的绝望感，如同瘟疫般在军民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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