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临安城内，国子监率性堂中，年轻的太学生陈宜中，正用略带吴音的腔调，激昂地吟诵着前朝杨炯的《从军行》。

他身形瘦削，面容清俊，一身洗得发白的澜衫，此刻却因激动而微微泛红。

堂内聚集了数十名与他年纪相仿的太学生，有的肃然聆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面露亢奋，也有的眉头紧锁。

“诸君！”

陈宜中吟罢，提高声音，目光扫过同窗，“此非前朝旧诗，实乃今日我辈之写照！北虏猖獗，社稷危殆，天子下诏，励精图治，广募英才。

我辈读书人，平素口诵圣贤书，心怀天下志，岂可在此危难之际，仍枯坐斋中，徒论章句，空谈性理？”

他“唰”地一声，从怀中掏出一卷文书，高举过头：“此乃枢密院与礼部联署之《谕国子监及天下州县学优等生员赴边参赞军务劄子》！

朝廷明令，国子监及各州县学，学业优良、晓畅军事、熟悉吏事之生员，可自愿报名，经考核，赴两淮、荆襄、四川等制置使司，充任书记、参谋、赞画等职，襄赞军务，以实学报国！

期满归来，不仅原有功名依旧，更可择优擢用！”

堂内顿时一片哗然。

朝廷鼓励投军，他们早有耳闻，但如此明确针对“学业优良”的生员发布专门劄子，并许以明确的出路，其力度和针对性，远超以往。

“陈兄所言极是！”

另一名身材高大的太学生冯植猛地站起，他出身将门，平素就好骑射兵法，“大丈夫处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功！

如今国难当头，正是我辈投笔从戎，效班定远、傅介子故事之时！

终日埋首经卷，空谈阔论，纵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冯兄豪气！”有人击节赞叹。

“正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何况是赴边参赞军务，正是学以致用，建功立业之良机！”

“我愿往！就算马革裹尸，也强过老死牖下！”

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们纷纷响应。

科举之路本就艰难，如今有一条看似更能快速实现抱负、且带有强烈荣誉感的捷径，自然让许多人心动不已。

然而，也有不同声音。

“诸君，稍安勿躁。”

一个平和但清晰的声音响起，说话的是坐在角落里的李梓，他素来以学业扎实、思虑周密着称，“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其志可嘉。

然则，军中非儿戏，边关更非诗会文场。

书记、参谋，听来清贵，实则责任重大，运筹帷幄之间，关乎万千将士性命，乃至战局成败。

我辈所学，多是经史诗文，于钱粮刑名、地理天文、乃至行军布阵，知之几何？

仓促赴边，恐非但不能襄赞，反成累赘。”

李梓的话，像一瓢冷水，让一些冲动者冷静下来。

确实，他们熟读四书五经，擅长诗赋策论，但对于实际的军务、政事，多是纸上谈兵。

“李兄未免太过自谦，也太过小觑我辈！”

陈宜中反驳道，“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

岂不闻‘世事洞明皆学问’？边关正是最好的学堂！枢密院既下此令，必有安排。

闻听各制置使司下，皆新设‘参议厅’、‘书记处’，正需通文墨、晓事理之人处理文书、赞画机宜。

我辈虽不谙战阵，然整理文书、分析情报、起草檄文、安抚地方，乃至筹算粮草，未必不能胜任！

纵有不足，亦可于实践中学习。

总好过在此空等，坐视山河沦丧！”

“陈兄此言，亦不无道理。”

另一位年长些的监生沉吟道，“只是，赴边之事，关乎前程性命，还需与家人商议，仔细思量。

况且，朝廷虽许以优渥，然战场凶险，刀箭无眼，书记参谋也未必绝对安全。

再者，若耽误了科举正途……”

“顾不得那么多了！”

冯植大手一挥，慨然道，“鞑子当前，若国破家亡，纵有进士及第，又于何处施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意已决，明日便去报名！

愿从者，与我同往！”

这场率性堂中的争论，只是临安城内外无数书院、学塾、士子圈中的一个缩影。

朝廷的号召，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广大的读书人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不同于市井子弟的踊跃从军，也不同于富户的捐输求爵，士子们的选择，更加复杂，更加矛盾，也更加具有象征意义。

他们是大宋统治的根基，是文化的传承者，是“学而优则仕”这一社会上升通道的主要竞争者。

他们的动向，往往预示着社会精英阶层对时局的判断和选择。

很快，行动开始了。

在国子监，报名赴边的生员排起了长队。

陈宜中、冯植等人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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