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十一年（公元1546年）四月中旬，云南南部，澜沧江（湄公河）奔流入海之处，潮湿闷热的季风裹挟着浓重的水汽与咸腥气息，终日在海面上盘旋不去。浓厚的海雾，如同天神遗落的巨大灰色幔帐，将蜿蜒的海岸线与近岸的礁岛笼罩得一片朦胧，昼夜难分。唯有那不知疲倦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历经风霜的黑色礁石与永昌港码头下那密密麻麻的深水木桩，发出单调而沉闷的轰响，仿佛亘古不变的叹息。

宣慰使兼靖海副将赵忠，伫立在永昌港（位于今越南金瓯一带，当时为大明控制区）那座依傍悬崖修建的高耸木质了望塔顶端，眉头锁成了川字。他手中那架来自广州皇家工坊精制的黄铜望远镜，镜筒已被掌心的汗水与空气中的盐分浸润得湿滑黏腻。永昌港，这座大明帝国在南海最前沿的堡垒，此刻正沉浸在一片压抑的宁静之中，但这宁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和令人窒息的危机感。

数日前，由锦衣卫通过南洋商船辗转送来的密报，字字千钧，此刻仍在他心头重压：英格兰皇家海军派遣的三艘“梭鱼”级鱼雷潜艇，已凭借其优越的隐蔽性，悄然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南海深处。其目标，直指大明维系西北、西南及北方战事的生命线——从富饶的交趾、占城等地汇集，经南海北运的漕运船队。这些船只并非寻常货船，它们满载着前线数十万将士赖以生存的稻米、用于制造军械车辆的橡胶、铸造火器的锡锭，以及修复攻城器械所需的特殊硬木。一旦这条海上动脉被敌潜艇掐断，前线的补给与军工生产将面临断绝之危，帝国四疆的稳定亦将摇摇欲坠。

为此，赵忠在过去半年里，几乎是不眠不休，督率本地精通水性的船匠与广州工坊派来的精干技师，在原有的“蛟龙号”试验型全铜潜艇基础上，呕心沥血，打造出了三艘“蛟龙改进型”。新艇保留了雪茄形的流线设计，通体以暗黄色的铜合金包裹，但在艇首下部，加装了一具水下鱼雷发射管。这鱼雷采用高压压缩空气推进，内装苦味酸炸药和触发引信，能在水下三丈（约十米）深处发射，有效射程达五百丈（约一千六百米）。其精准度和突然性，较之早期需要拖拽、极易被发现的“水老鸦”（拖拽式水雷）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他还凭借有限的经费，组建了一支由十艘加装了小型蒸汽辅机、航速迅捷的哨艇组成的反潜分队。每艇艉部配备两门可抛射“沉底雷”（一种利用压触发引信或简单延时引信在水下特定深度爆炸的早期深水炸弹）的短管臼炮，试图在重要的漕运船队周围，构筑起一道移动的水下屏障。

然而，赵忠心中清楚，这一切仍是仓促之举。“蛟龙”艇水下航速缓慢，主要依靠电力驱动，蓄电池容量有限，需频繁上浮由母船或港口蒸汽机充电；其下潜深度受艇体结构强度限制，难以超越十丈（约三十三米）；监听手段更是原始，完全依赖布置在港口和少数快艇上的大型铜制“听声筒”，通过训练有素的士兵用耳朵捕捉水下异常声响，其分辨能力和有效距离都极为有限。与传闻中西洋诸国倾注国力发展的水下利刃相比，大明的努力，不过是蹒跚学步。

“将军！水下有异响！听声筒内捕捉到规律性螺旋桨噪音，方位东南，距离约十里，正向我漕运船队方向高速移动！”

监听站内，耳朵紧紧贴着那巨大铜制听声筒末端蒙着熟牛皮的接口的士兵李三，突然扯开嗓子，声音因极度的紧张而变得尖利沙哑，打破了指挥所的沉寂。

赵忠心中一凛，仿佛被冰冷的针扎了一下。他立刻转身，几乎是沿着了望塔外侧那陡峭的竹梯滑降而下，几步便冲入了依山开凿、由厚实砖石与糯米灰浆砌成的半地下监听站。室内潮湿阴凉，空气中弥漫着铜锈和汗水的混合气味。他一把推开另一名监听兵，俯身将自己的右耳紧紧凑近听声筒的接口，屏住了呼吸，将全部精神都灌注于听觉。

起初是一片混沌的背景噪音——海浪的冲刷，鱼群的唼喋，水流掠过礁石的呜咽。但很快，一种独特的、富有节奏的“嗡嗡”声，如同隐藏在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顽强地穿透了这片混沌。声音沉闷而压抑，显然来源于水下，并且是机械造物，绝非海洋生物或自然水流所能产生。噪音源不止一个，它们在缓慢而坚定地移动，方向直指外海正在集结的漕运船队。

“是三艘！错不了！”赵忠猛地直起身，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鹰，连日来的疲惫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临战前的决绝，“传令！‘蛟龙一、二、三号’即刻出击，按预定方案，左、中、右三路包抄拦截！快艇分队全员出动，环绕漕运船队展开警戒巡逻，施放拖曳式听音器！漕运船队立即停止编队航行，收缩阵型，组成环形防御圈，所有船员进入战斗岗位，火铳、碗口铳准备迎敌！”

命令如同投入静水中的巨石，瞬间在永昌港激起了层层涟漪。了望塔上，红黄两色的信号旗依循复杂的密码快速翻飞；港区各处，用以传递紧急信号的铜铃被急促地摇响，清脆而刺耳的声音在海湾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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