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院西厢房的屋檐下，阎埠贵坐在竹椅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破蒲扇。

天儿闷，心里更闷。

他脑子里像有个算盘，噼里啪啦地响，算的都是眼前的愁账：

这个月的水电费单子该来了，估摸着又得涨点儿；

老伴儿的高血压药瓶快见底了，得去医院开，又是一笔钱；

下礼拜小孙子过生日，当爷爷的总不能空着手，红包封多少合适？

五块少了点，十块又有点肉疼……

“老阎，别在那儿发愣，吃饭了！”

“来了来了。”

阎埠贵嘴里应着，身子却没动。

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小心翼翼地翻开。

这是他退休后最大的“家当”——记账本。

上面工工整整记着每月的进项：

大儿子阎解成，每月给二十块赡养费；

二儿子阎解放，二十块；

三儿子阎解旷，二十块；

闺女阎解娣，十块。

加起来七十块整。

数目看着还行，可柴米油盐，人情往来，头疼脑热...哪一样不得从这一百四里出？

“还看！饭都凉了！”

三大妈端着两碗棒子面粥出来，忍不住叨叨：

“天天算，月月算，能算出个金山银山来？该花还得花！”

阎埠贵合上本子，长长叹了口气：

“不算怎么办？钱就像手心里的沙子，指头缝稍微松点，不知不觉就漏光了。”

饭桌上简单得很，一盘清炒土豆丝，一碟咸菜疙瘩，两碗棒子面粥。

三大妈把土豆丝往前面推了推：

“将就吃吧，明儿我去菜市场看看...买点便宜肉末，给你做瓶肉酱。”

阎埠贵端起粥碗，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我教了一辈子书，站了一辈子讲台，大小也算是个文化人吧？”

“临了临了，还得指着儿女那点钱过活，这算怎么回事啊？”

“孩子们也不容易，都拖家带口的……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难处？”

阎埠贵冷笑一声：

“他们再难，有我们当年难？”

“我勒紧裤腰带供他们上学、找工作、娶媳妇成家，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心？”

“现在可好，一个月给个二三十，跟打发叫花子似的...就这还不见得痛快！”

“上个月，解成拖了足足三天...打电话过去，他媳妇话里话外说手头紧，孩子上学交钱……紧？谁不紧啊？”

“还有解旷！结婚那会儿，非要买什么新式家具，把我那点棺材本都掏得差不多了！”

“现在呢？一个月就给二十...我听说他媳妇逛百货大楼，买瓶擦脸的雪花膏都不止这个价...这叫什么？这叫忘本！”

“你小声点儿！”

三大妈吓得赶紧往窗外瞅，生怕被人听了去。

“嚷嚷什么呀！让街坊四邻听见像什么话，孩子们还要脸呢！”

“他们要脸？我还要脸呢！”

阎埠贵梗着脖子。

“我阎埠贵一辈子教书育人，临了想吃口肉，都得掰着手指头算计半天，掂量来掂量去...这日子过得真特么……”

三大妈看着他，默默把咸菜碟子又往对面推了推。

闷头喝了几口粥后，阎埠贵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你下午要是去银行取钱，顺便到柜台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发的国债，或者利息高点的定期储蓄。”

“国债？那利息能高到哪儿去？”

三大妈嘟囔一句。

阎埠贵“嗯”了一声，没再多说。

国债、定期那点利息，跑赢物价都勉强，更别说让手里这点钱变多了。

可还能有啥法子？

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上个月在街心公园，跟几个下棋的老头闲聊。

有个老头神神秘秘地说，沪市、鹏城那边，好多人“炒股票”...有人投进去几千块，没几天就翻成了几万，甚至十几万！

当时阎埠贵听了，心里直撇嘴...股票？

那不就是旧社会买空卖空的投机把戏吗？

这玩意儿风险大得很，倾家荡产的多了去了，不是正经人干的事。

可回到家后，他忍不住留心起相关新闻。

收音机里，经济台时不时提到“股份制改革试点”、“培育资本市场”。

偶尔买回来的《参考消息》或者《经济日报》，也常有相关报道。

前天，他更是鬼使神差地买了份《中国证券报》，拿回家研究了小半天。

那些弯弯曲曲的K线、密密麻麻的数字，像天书一般扑面而来，看得他云山雾罩。

但有一点，他看明白了——

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的那些例子，某人原来是普通职工，凭着早期买了一些“认购证”或者股票，现在成了“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

一块钱变成十块，十块变成一百块……

阎埠贵看得口干舌燥。

一万变十万？十万变百万？

这...这可能吗？

风险肯定大，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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