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政法系统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一则新的人事任命，如同在尚未完全平静的湖面投下又一颗石子，激起了新的涟漪。省委决定，原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知名法学学者高育良，调任吕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这一任命，在外界看来，颇有些耐人寻味。吕州，这个刚刚因“孙志刚案”而处于风口浪尖、政法系统经历剧烈震荡的城市，正需要一位德高望重、能力出众且立场相对超然的干部去稳定局面、拨乱反正。高育良学者出身，理论功底深厚，在汉东政法界声望颇高，且与吕州本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瓜葛较少，似乎是稳定吕州局面的上佳人选。

然而，在知情者眼中，这份任命背后，则交织着更复杂的考量。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在推动此次任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省委相关会议上，他如此评价：“育良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强，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吕州经过这次教训，需要这样一位能够正本清源、重塑形象的掌舵人。我相信他能处理好吕州的遗留问题，带领吕州政法系统走上正轨。”这番话，冠冕堂皇，既肯定了高育良的能力，也隐晦地表达了对吕州前任班子“处理复杂问题”不力的不满，更将一副千钧重担，压在了高育良的肩上。

祁同伟是在林城县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第一时间从内部通讯渠道得知这一消息的。他拿着那份简短的人事任免通报，愣了片刻，心中瞬间翻腾起复杂的情绪。他为老师感到高兴，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擢升，是组织对其能力和声誉的极大认可；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担忧。吕州，那是一个刚刚揭开盖子、露出冰山一角，底下不知还藏着多少污秽与暗礁的险地。老师此去，看似风光，实则是踏入了龙潭虎穴，每一步都可能步履维艰。

他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高育良的号码。

“老师，恭喜！”祁同伟的声音带着由衷的敬意，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电话那头的高育良，语气听起来倒是颇为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惯有的温和笑意：“同伟啊，消息传得很快嘛。没什么值得恭喜的，不过是换一个岗位，为党和人民服务罢了。”

“吕州那边……情况复杂，您要多加小心。”祁同伟忍不住提醒道。

高育良沉吟片刻，语气变得深沉了些：“我知道。孙志刚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啊。这不是处理几个直接责任人就万事大吉的。系统性的积弊，观念的落后，利益的藩篱……都需要下大力气去整顿。省委让我去，是信任，也是考验。”

他顿了顿，话锋微转，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提点：“同伟，你在林城，刚刚打开局面，也要稳扎稳打。吕州和林城相邻，很多工作可以相互借鉴，相互支持。以后，我们工作上联系会更多。”

祁同伟心领神会：“我明白，老师。林城这边，我一定恪尽职守，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吕州那边如有需要，我定义不容辞。”

“好。”高育良满意地应了一声，“记住，无论在哪里，身处何位，心中那杆秤——法治的秤、民心的秤，都不能歪。”

挂断电话，祁同伟久久沉思。高育良赴任吕州，对他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他与高育良关系密切，未来在跨区域协作、信息沟通上必然更为顺畅，高育良的许多施政理念，也需要他这样的得力干将在基层呼应和实践。挑战在于，他祁同伟的身上，已经深深烙下了“高育良门生”的印记，他与高育良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高育良在吕州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他未来的发展。而且，盯着高育良的人，必然也会将目光投向他祁同伟。

几天后，高育良轻车简从，赴吕州上任。没有盛大的迎接仪式，他直接扎进了工作中。调研、座谈、听取汇报、查阅卷宗……高育良以其学者特有的严谨和细致，开始全面摸底吕州政法系统的现状。

吕州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严峻。“孙志刚案”虽然处理了一批直接责任人，但整个政法系统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不少干部存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心态。旧的利益链条被打断，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一些领域出现了管理真空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程序正义的漠视、对底层权益的轻慢，绝非处理几个人就能立刻扭转的。

高育良深感压力巨大，但他并没有急于烧起所谓的“三把火”。他在第一次全市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而是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结合孙志刚案例的法治思想辅导课。他从法理、人权、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剖析案件根源，阐述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要义，强调“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他的讲话，逻辑严密，引经据典，既有理论高度，又直面现实问题，在吕州政法系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基层干警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思考自身职责与法治信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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