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鸿沟

? 法律的局限性：律法条文上固然禁止私设公堂、非法囚禁。但在实际操作中，除非闹出人命或引发大规模民变，这类“乡村内部纠纷”很难进入官府的视野。

? “户婚田土”事务的优先级：对于县衙来说，保证税收、处理命盗重案、维持县城秩序是首要任务。像杨家这样的佃户与地主之间的经济纠纷（欠租）乃至局部冲突，属于“细故”，只要不激起大变，官府通常持“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甚至乐于由乡绅自行处理，以节省行政成本。

3. 杨家的绝对弱势与求助无门

? 诉讼的成本：即使杨家想告官，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做到。

? 经济成本：写状纸、请讼师、打通衙门书吏衙役的关节，需要巨额花费，杨家连饭都吃不上，根本无力承担。

? 身份与风险：佃户告地主，本身就是以下犯上。在没有确凿证据（且证据很难获取）的情况下，极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刁民诬告”，反而会遭到官府的惩罚，以及赵家事后更残酷的报复。

? 信息壁垒：杨家被围困，与外界隔绝，连消息都传不出去，如何告官？

4. 赵家的手段与“合法性”包装

? 名义上的“合理性”：赵家对外的说辞，完全可以包装成“催收合法债务”、“佃户杨某欠租不还，为防其举家逃债，故派人于其家门外守候”（即“坐催”）。这在古代乡村是地主常用的手段，在模糊地带游走。

? 他们并未直接闯入门内，而是在院外“看守”。

? 他们毁坏的是“自家田地”里的青苗（虽然地是杨家租种的，但产权名义上属赵家）。

? 他们搜捕杨熙的理由，可以是“怀疑其偷盗”或“逃避债务”。

? 权力的网络：赵家在镇上、县里必然有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如与其他乡绅、商铺掌柜、乃至衙门胥吏交好）。他们的行为，只要不闹得太大，地方权力网络会默认甚至纵容。

5. 官府的视角与选择

? 稳定压倒一切：对于县令来说，一个偏远山村的地主用一些非常手段逼迫一个佃户家庭，只要不引发全村骚乱或出人命，根本不算什么事。维持与乡绅阶层（纳税大户）的良好关系，保证钱粮税收的稳定，远比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佃户伸张“正义”重要得多。

? 可能的结局：即使事情闹到官府，县令最可能的处理方式也是“调解”，最终结果大概率是逼迫杨家接受赵家的条件（如签活契抵债），以“息事宁人”。因为判决乡绅有罪，会动摇整个统治基础。

总结来说：

在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官府不是不管，而是管不过来，也不想管。基层的权力真空由像赵家这样的乡绅填补，他们拥有对佃户近乎绝对的支配权。杨家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赵家，而是整个不公的宗法乡土秩序。

因此，赵家能围困杨家，是因为在靠山村这个“小王国”里，他们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杨家的反抗，是在对抗一整套森严的社会制度，这也正是他们处境如此绝望、挣扎如此悲壮的根源所在。

这个设定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文学化呈现，它使得杨家的奋斗更具深度，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底层百姓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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