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二月初九。

京城，杨涟宅邸。

这是一处三进的小院，在东城不算起眼。左邻是个告老还乡的工部郎中，右舍是个开杂货铺的山西商人。杨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按规制可以住更大的宅子。他没换，一住就是十年。

宅子是万历四十三年买的，花了六百两银子，其中一半还是问同乡借的。周氏当时抱怨过，说三品的官住这么小的院子，让人笑话。杨涟说，笑话就笑话，住大了晚上睡不着。

此刻他正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厚厚一叠纸。

是他写了一半的奏疏。

标题只有一行字，墨迹已经干了，却像刀刻的一样深：

《劾忠贤二十四罪疏》。

笔搁在砚台上，砚台里的墨早就凝成了黑冰。蜡烛烧得只剩一寸，烛泪在铜盘里积了一摊。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只有风声，没有月光。二月的京城，天上不是云就是灰，难得看见月亮。

他已经在书房里坐了四个时辰。

从午饭后坐到子时。

面前那叠纸，他写了涂，涂了写。不是不知道该写什么，是太知道该写什么了。二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死罪。每一条背后，都有人命，有冤屈，有家破人亡。

魏忠贤在宫内私设内操，私养甲士数千。这些甲士穿着太监的服饰，却拿着真正的刀枪。他们在宫里操练，喊杀声震到乾清宫。天启皇帝听不见，或者说不想听见。

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封了伯，族侄魏良栋封了都督。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天仗没打过，靠什么？靠给魏忠贤叫一声“叔父”。

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内阁里顾秉谦、魏广微是他的走狗；六部里崔呈秀、田吉是他的爪牙；都察院里也有他的人，坐在杨涟旁边那间屋子的右副都御史，就是魏忠贤的门生。

辽东丢了那么多城池，边饷亏空得只剩个壳子，新政被废得一干二净，山海关换了那个姓田的纨绔。这些事，哪一件不和魏忠贤有关？

可是谁能动得了他？

皇帝叫他“厂臣”，内阁奏疏里称他“元臣”。他在宫里的名号是“九千九百岁”，离万岁只差一百岁。这缺的一百岁，不是他够不着，是他不敢要。

杨涟看着眼前的奏疏，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个人。

沈墨轩。

万历四十八年，沈墨轩被罢官那天，他去送行。沈墨轩站在城门口，回头看着京城的轮廓，说了一句话：“文孺，这京城，我怕是回不来了。”

他说：“沈公，您身子硬朗，过几年……”

沈墨轩摇头：“我不是说自己回不来。我是说，这样的京城，回不来了。”

那时杨涟不太懂。

现在他懂了。

门轻轻推开，周氏端着参汤进来。她看见丈夫对着白纸发愣，轻叹一声，把参汤放在案边。

“老爷，歇歇吧，都子时了。”

“不困。”杨涟没抬头，“你先睡。”

周氏没有走。她站在旁边，看着丈夫的侧脸。烛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影子比真人瘦。

“老爷，这封奏疏递上去，会怎么样？”

杨涟沉默了一下。

“会死。”

周氏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止不住地流，顺着脸颊滴在衣襟上。

“那为什么还要递？”

杨涟终于抬起头。

烛光里，他的眼睛亮得惊人。

“因为再不递，就没人递了。”

他看着妻子，声音平静得像是说一件寻常事。

“魏忠贤在宫里设内操，私养甲士数千。他侄子封伯，族侄封都督。他的党羽遍布朝野，六部九卿半数是他的走狗。沈墨轩死了，新政废了，辽东丢了，山海关换了阉党的人。”

“再不有人说句话，大明就真的没救了。”

周氏捂住脸，泪水从指缝渗出来。她想说话，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哽咽的声音。

杨涟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他抬起手，想替妻子擦泪，手伸到一半又放下了。他的手太糙，怕刮疼她。

“夫人，我杨文孺这一生，不求封妻荫子，不求青史留名。我只求问心无愧。”

他握住妻子的手。周氏的手在抖，他把那只手握紧了些。

“倘若这封奏疏递上去，我死了，你带着孩子们回老家。田产还够度日，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考科举了。”

周氏泣不成声，说不出话。她只是拼命点头，眼泪甩得到处都是。

杨涟松开手，回到案边，重新研墨。

墨锭在砚台上转着，声音沙沙的，像冬天的风刮过枯枝。

笔尖落在纸上，也是沙沙的。

二月十五，杨涟递上了那封着名的奏疏。

乾清宫，早朝。

万历皇帝已经死了三年，现在是天启三年。年轻的天启皇帝坐在龙椅上，才十八岁，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他喜欢做木匠活，不喜欢看奏疏，但这封奏疏司礼监不敢替他看，必须他自己听。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体乾站在御座旁边，捧着奏疏，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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