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联虏平寇”的阴谋，如同一片浓重得化不开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江北上空，也悬在每一个知晓内情的江北核心成员心头。外有清廷虎视，内有国贼掣肘，局势之险恶，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然而，越是危局，越需定力。林慕义深知，此刻的江北，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孤舟，任何的慌乱与失措，都可能导致舟毁人亡。他必须稳住舵盘，在这看似绝望的困局中，劈开一条生路。

帅府之内，灯火彻夜不熄。与应对左良玉东下时的雷霆万钧不同，这一次，林慕义展现出了更多的耐心与更深沉的谋略。他并未因马士英的疯狂而方寸大乱，反而更加坚定了“内修政理，外拓格局”的既定方针，只是将步伐迈得更快，也更狠。

“马士英欲行此自绝于天下之事，必不敢明目张胆。”林慕义在核心会议上，冷静地分析道，“其勾结北虏，需时间暗中运作；其欲对我用兵，更需整合江南兵马，寻找借口。这，便是我们最后的时间窗口！”

他下达了一系列更为果决的命令。

对湖广方向，他给予李贵更大的自主权和更灵活的手段。“告诉李贵，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对金声桓、马进忠等辈，可许以高官厚禄，甚至可以承诺，整编后由其暂领原部，只要肯接受讲武堂军官入驻，服从总参谋部调遣，一切皆可谈！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武昌以西、长江以北的左部残军，尽可能多地整合过来，形成一道稳固的西部屏障！”

对内部，他力排众议，强力推动两项争议已久的重大决策。

其一，便是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部分士绅的激烈反对，正式签署了与郑芝龙集团深度合作的《江海联防及通商条约》。条约规定，郑家船队不仅承担漕粮海运护航之责，更将与瓜洲水师组成“联合舰队”，共同巡逻东南沿海，打击海盗（实为防范南京水师可能的袭击），并共享部分航线和贸易情报。作为回报，瓜洲向郑芝龙开放部分新式火炮和燧发铳的采购渠道（严格限制数量和技术外流），并承诺未来光复区域内，郑家享有优先通商权和部分港口的特许经营权。

这一条约的签订，意味着瓜洲正式将海上力量纳入自身的防御与扩张体系，也标志着郑芝龙集团在事实上，选择了与江北深度捆绑。

其二，林慕义以近乎独断的姿态，强行通过了咨议局审议许久却因耗费巨大而迟迟未能落地的“甲字型战船建造计划”。该计划旨在建造一种融合了中西技术、装备大量新式火炮、专为长江及近海作战设计的新型战舰。他亲自调拨了原本用于讲武堂扩建和淮安城防加固的部分款项，并命令赵铁柱的军械监，抽调最精干的力量，联合招募的西洋工匠（通过施福渠道秘密引入），立即着手研制舰炮和优化船体结构。

“我知道此举艰难，耗费甚巨。”林慕义面对咨议局内的质疑，斩钉截铁，“然，无强劲水师，则江防不固，海路不通，我等便如笼中困兽，只能被动挨打！今日之投入，是为明日之生机！此事，无需再议！”

他的强势，在危局面前，反而凝聚了人心。大多数人都明白，已无退路。

与此同时，针对马士英的“软刀子”也在不断挥出。

王五麾下的力量被发挥到极致。关于马士英、阮大铖“贪墨军饷”、“卖官鬻爵”、“迫害忠良”乃至“暗通曲款，意图苟安”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罪状，通过各种渠道，在江南士林、民间乃至南京朝廷的中下层官员中疯狂传播。更有精心炮制的“北虏索要江南岁币清单”、“清廷要求马士英送子为质”等骇人听闻的“密约”细节被“泄露”出来，引得人心惶惶，物议沸腾。

驻节镇江的抗清义士杨文骢（与马士英使者同名不同人），在接到瓜洲方面秘密传递的消息后，愤而上书，痛陈权奸误国，虽未直接指认马士英通虏，但字里行间的悲愤与隐射，已让马士英如坐针毡。

福州隆武朝廷那边，在接到林慕义那份措辞恳切又暗藏机锋的奏章，以及江南传来的各种流言后，也终于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以路振飞、曾樱为代表的较为正直的大臣，联名上疏，请求隆武皇帝下旨彻查“联虏”谣言，并申饬南京方面以国事为重。隆武皇帝朱聿键本身对马士英并无好感，借此机会，下了一道语气严厉的诏书，虽未明指，但“戒饬群臣，同心御侮”、“勿信谣传，亦勿授人以柄”等语，已让马士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内外交困之下，马士英派往北京的使者杨文骢，行程变得愈发谨慎和缓慢，其与清廷的勾结，不得不暂时转入更深的暗中，效率大减。

时间，在紧张的对峙与激烈的博弈中悄然流逝。转眼已近初秋。

池州前线，李贵不负众望，凭借软硬兼施的手段和江北新政的吸引力，终于成功招抚了摇摆不定的金声桓，并迫使马进忠率部退往湖南。至此，武昌以北、长江沿线的重要州府，大部分已名义上归附江北，李贵留下了部分兵力驻守要地，并派遣大量讲武堂军官和民政人员跟进，开始艰难但坚定地推行清丈、编户等新政基础工作，自己则率领主力，携归附的部分左部精锐，班师回防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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