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城下的烽火暂熄，李贵携大胜之威，与守军合力，将残破的城防如同修补破釜般勉强加固。刘良佐败退三十里，惊魂未定，一时间不敢再行叩关。然而，无论是淮安城头依旧弥漫的硝烟，还是瓜洲帅府内彻夜不熄的灯火，都清晰地昭示着一个事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多铎的主力，如同天际积压的厚重乌云，正以无可阻挡之势，缓缓南移。

淮安捷报传回瓜洲，引发的振奋并未持续太久，便被更深沉的紧迫感所取代。林慕义深知，一场奇袭，一场解围，可以赢得时间，可以提振士气，却无法抵消双方在体量、资源上的巨大差距。瓜洲新政这艘刚刚启航的巨舟，若想在这即将到来的滔天巨浪中不被倾覆，甚至能劈波斩浪，就必须在风暴真正降临前，将自身的结构锻造得更加坚固，将每一份力量都拧成一股绳。

帅府之内，一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军政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召开。与会者除了陈忠、李贵（已从淮安前线返回述职）、赵铁柱、王五等核心班底，还多了几张新面孔——分别是负责新设“税务司”的原江南落魄文人沈文渊，掌管“考功司”、以铁面着称的原边军老书吏周正，以及统辖“后勤司”、精于算计的前粮商掌柜钱广源。这三司主官，是林慕义新政体系下文治系统的核心，与陈忠（内政总览）、李贵（军事）、赵铁柱（匠作）、王五（情报）并立，构成了瓜洲权力架构的雏形。

“淮安一役，虽挫刘良佐，然我军长途奔袭，弹药消耗巨大，士卒疲惫。多铎主力不日即至，叶臣亦在侧翼虎视眈眈。下一步，是固守瓜洲，还是北上与多铎决战？抑或……另有他途？”林慕义开门见山，将最尖锐的问题抛了出来。

李贵率先开口，语气依旧带着战场上的悍烈：“帅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多铎虽众，我振明军亦非弱者！淮安能败刘良佐，瓜洲一样能挡住多铎！末将愿率本部兵马，前出至运河一线，节节抵抗，消耗其兵力！”他主张积极防御，甚至寻机野战。

陈忠则持重许多：“李将军勇武可嘉，然敌我兵力悬殊，若浪战野外，恐正中多铎下怀。依我之见，当依托瓜洲坚固工事，并力固守，同时令淮安李将军部（指留守淮安的振明军偏师）牵制侧翼，以待江南援军或虏营生变。”他倾向于稳妥的坚守策略。

赵铁柱闷声道：“守要炮，攻要铳！如今匠作营产能已到极限，好铁、硝石都缺！若是死守，弹药怕支撑不了一场大战！若是出击，更是不够看！”他点出了最现实的困境——资源瓶颈。

王五的情报则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多铎大军调动，粮草辎重绵延百里，其内部满、蒙、汉八旗亦非铁板一块。叶臣新败，与多铎之间恐有龃龉。江南方面，隆武朝廷虽未直接援手，然郑家船队近日在长江口活动频繁，似有观望之意。杭州弘光……据闻马、阮已有议和之念。”

众人争论不休，各有道理。林慕义默默听着，目光却投向了那几位新任的文官。

沈文渊清了清嗓子，起身拱手，言语间带着文士的谨慎与新兴权力的底气：“帅爷，诸位将军。下官执掌税务司，深知钱粮乃军国之本。近日清丈虽遇阻挠，然周家集之事后，江北田赋征收已顺畅许多，然所获之于大军消耗，仍是杯水车薪。新政欲行，军威需立，然亦需休养生息，稳固根基。下官以为，此时不宜浪战，当以稳固现有防线，深化内政为首要。”

周正接口道，声音平板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公正：“考功司近日考核各营、各屯、乃至新附乡勇，优劣已现。能战敢战者当赏，怯战疲沓者当罚，然赏罚需有度，需使上下心服。若此时贸然大战，胜则罢了，若稍有挫折，恐军心浮动，新政根基动摇。”

钱广源则拨弄着算盘，语速极快：“后勤司核算，目前存粮可支两月，火药箭矢仅够一次大战之用。江南商路虽通，然远水难解近渴。当务之急，乃内部挖潜，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同时不惜重金，通过海路，向闽浙、乃至东番（台湾）、倭国采购硝石、硫磺、精铁！”

文官们的意见，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稳”与“内”。他们更看重体系的稳固与可持续，而非一城一地的得失，一时间的胜负。

林慕义的手指在粗糙的沙盘边缘缓缓划过，最终停留在瓜洲与淮安之间那片广袤的区域。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文武分明，气质迥异，却共同构成了瓜洲此刻的权力核心。

“诸位所言，皆有道理。”林慕义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定下了基调，“多铎势大，不可力敌，亦不可坐以待毙。”

“李贵之勇，不可轻弃；陈忠之稳，乃立身之本；赵铁柱之困，乃我心腹之患；王五之谋，乃破局之眼；而沈、周、钱三位之见，更是长治久安之基！”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巨大的舆图前，手指重重点在瓜洲，然后划出一个三角：“淮安解围，已为我赢得喘息之机。下一步，我军战略，当以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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