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汉十八年·春·长安未央宫：

长安未央宫，宣室殿。

新春第一次大朝会，气氛庄重而热烈。百官依序而入，冕旒衮服，肃穆威严。监国太子刘进端坐于御座之侧，虽年轻，但经年累月的历练和父皇的悉心教导，已让他眉宇间自带一股沉稳之气，目光扫过殿内群臣时，已初具威仪。

今日朝会的主要议题，关乎帝国新一年的命脉——审议各项重大工程的预算及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筹措粮饷。

帝国疆域空前辽阔，西陲经营、漠北屯垦、黄河治理、贯通全国的驰道网络拓展…每一项都是吞金巨兽，需要海量的钱粮作为支撑。

首先出列奏报的，是执掌帝国财政二十余载、经验丰富的大司农桑弘羊。他虽鬓发已白，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手持玉笏，声音洪亮地汇报了过去一年的财政状况：

“启禀殿下，去岁仰赖陛下洪福，上天垂怜，风调雨顺，天下大熟，实为罕见之丰年。各郡国田赋、口赋、算赋，加之盐铁专卖之利、均输平准之入，折合成粟米计价，共计约两亿担！”

此数字一出，殿内顿时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叹与低语，许多官员面露欣喜与自豪。岁入两亿担，这无疑是帝国鼎盛、府库充盈的象征，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成绩。

然而，桑弘羊脸上的神色却并未放松，反而眉头微蹙，话锋一转：“然，物丰则价贱，此乃市井常理。去岁粮价因丰收之故，较前年下跌近两成有余。故此，虽账面岁入高达两亿担，然其实际购买力，若以当下市价计，恐只相当于一亿八千万担左右。其间落差，竟有两千万担之巨！”

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沉重，抛出了当前的核心难题：“而根据各郡国、各将军府所奏报之今年度预算，各项工程开支、大军粮饷、百官俸禄、以及移民安置之耗，即便精打细算，删减冗繁，其所需之实际粮秣，亦远超一亿八千万担之数。国库…恐有巨额亏空之虞。若不能及时弥补，今岁诸多大计，必将受阻，甚至半途而废。”

殿内的气氛瞬间从欣喜的顶峰跌入凝重的谷底。巨大的数字落差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位官员心头。没钱没粮，再宏伟的蓝图也只是纸上谈兵。

桑弘羊深吸一口气，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历代王朝面对类似困境时的常规选择：“臣愚见，当此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可有二策，或可解此燃眉之急：

其一，加征‘平籴捐’。于今岁秋粮上市之时，令各郡国按民户田亩多寡，额外加征一笔钱款，专款专用，由官府以此款平价收购市面余粮，以充实太仓、敖仓及各郡国官仓之实际储粮，确保国用无缺。”

其二，增铸五铢钱。请旨少府监加大铸币量，将新铸之钱投入市场，或直接用于支付工程款项、部分军饷。钱多则物贵，可逐步推动粮价回升至往年常价水平。如此，国库岁入之实际购买力自然得以恢复，亏空亦可填平。”

桑弘羊的策略，代表了这个时代主流的、也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财政思维：国库不足，便要么设法从民间汲取更多，要么动用统治者特有的货币发行权来创造购买力。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立竿见影的办法。

他的话音刚落，殿内不少官员，尤其是那些负责具体事务、深知筹粮筹款之难的官员，如将作大匠、各郡太守等，纷纷出声表示赞同。

“桑公老成谋国，此策稳妥可行！”

“国库空虚非小事，当断则断，应尽快施行，以免误了大事！”

“是啊，非常之时，当行权宜之计！”

然而，端坐于上的太子刘进，听着桑弘羊的奏报和建议，清秀的眉头却越蹙越紧。他的脑海中，如同闪电般浮现出父皇刘据多年来与他私下探讨经济之道时的谆谆教诲。

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早已深深植入他的理念之中。

他清晰地记得父皇的话语：

“进儿，你需牢记，货币如同国之血脉，贵在畅通，更贵在稳定。其价值源于信用，源于其背后所能交换的实物多寡。超发货币，如同给浓血掺入清水，看似血量增多，实则徒增虚胖，败坏血液品质。最终必致物价腾涌，百姓手中之钱顷刻贬值，一生积蓄化为乌有。此乃竭泽而渔，掠夺民财之恶政，智者不为！”

“加税？更是下下之策！百姓终岁劳苦，甫逢丰年，稍得喘息，家中有余粮，心略有安。朝廷若旋即加税，岂非与民争利，失信于天下？此必挫伤农桑之本，寒了万民之心。”

“治国之大道，在于藏富于民。民富，则税基广而厚；税基厚，则国用自然足；国用足，则天下安泰。目光短浅，只知盘剥百姓以充府库，乃自毁长城之愚行！”

这些话语，如同洪钟大吕，在刘进心中回荡。他深知，桑弘羊的建议，看似解决了眼前的数字问题，实则是在挖帝国的根基，与父皇一贯坚持的“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国策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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