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我没等太久，把浩哥和双哥叫起来。

“凌晨有人来过。”

浩哥从地板上翻起来，眼睛还没全睁开，但手已经摸上了枕头底下的东西。

“布鞋，走到我门口停了三秒，然后走了。”

浩哥没说话，光着脚就出了门。

走廊里他蹲下去看了半天，回来的时候脸不太对。

“门口水泥地上有一小块湿泥印，鞋底纹路是老式千层底，尺码不大。”

双哥问多大。

“三十七八的样子，女人，或者半大孩子。”

小东哥被派出去摸情况。

同德围这栋楼住的全是打工的，楼上楼下六七户，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走廊里碰见都不打招呼。

没人见过穿布鞋的陌生人。

倒是一楼收垃圾的阿婆提了一嘴。

凌晨四点多，她起来倒尿盆，看见一个穿深色衣服的年轻人从楼道里出来，走路没声。

“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阿婆说，往西边菜市场方向走了。

男女没看清，天太黑。

我当天就拍了板，搬走。

浩哥联系了一个做废品回收的朋友，三元里那边有个仓库，夹层能住人，条件差，但位置好，出了门就是大路，跑起来方便。

分两路走。

浩哥带小东哥先去踩点，双哥跟我断后。

临走之前我进厕所，把水箱面板拆了，从墙和水箱的缝隙里抠出饼干盒。

玻璃胶封的太死，指甲抠了半天才撕开，胶粘在手上扯出一条条白丝。

盒子揣在衣服里，铁皮贴着肚皮，凉。

三元里的仓库比我想的还糟。

废纸板堆了半层楼，味道冲鼻子，夹层是用角铁焊的搁板，上面铺了两张木板，人爬上去翻个身整个架子都在晃。

但安全。

安顿下来之后我去街上找公用电话，打给红姐。

“小七怎么样？”

红姐的声音很轻，“早上起来没哭，但不说话”。

“吃东西了吗？”

“姐姐煮了粥，他喝了小半碗，然后就坐在床上拿铅笔画画。”

“画什么？”

红姐顿了一下，“门口那棵树画的特别大，占了大半页纸”。

我拿着话筒没吭声。

“你要跟他说两句吗？”

“把电话给他。”

话筒那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红姐在跟小七说话，声音很柔，然后一个小的声音凑过来。

“大哥哥。”

“嗯。”

“爷爷是不是出事了？”

七岁的小孩，问出来的话比大人还直。

我说没有，爷爷去走亲戚了，过几天就回来。

电话那头没声了，过了好几秒，小七说了一个字。

“哦。”

这个哦比你骗人还难听。

挂了电话我去巷口抽烟。

双哥跟出来，靠在我旁边的墙上，也不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我抽完一根，他接过打火机点了一根。

烟抽到一半，双哥开口了。

“你有没有想过，布鞋那个人不是来找你的，是来确认你还在不在。”

我手上的烟停了。

“如果水房要动手，他派人踹门就完了，哪用凌晨三点摸过来在门口站三秒再走？确认，就是还没定。”

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两遍。

还没定，意思是水房内部对我这条线怎么处置还有分歧。

有人要收，有人要留。

留着能用，收了干净，两头拉锯。

布鞋是来看我跑没跑的。

跑了，说明心虚，那就追。

没跑，说明还能控，那就再看看。

我把烟头摁灭在墙上。

下午两点我一个人去了棠溪村。

浩哥拦我，我没听。

有些事四个人去反而扎眼，一个人走城中村的巷子，正常的很。

东四巷17号。

远远就看见卷帘门拉了下来。

门上贴了一张红纸条，毛笔字写的转让，下面一行手机号。

我掏出手机拨了，空号。

门缝里往里看，货架搬空了，地上一层灰，柜台还在，上面什么都没有。

连收音机都没了。

我从巷尾绕到排水沟出口。

铁栅栏还是缺两根，但我昨天挤出来的时候刮在铁茬子上的那条布，没了。

茬子上干干净净，连根线头都不剩。

有人来清理过。

我回到五金店门口蹲着，掏了根烟点上。

隔壁杂货铺的老板娘探出头来看了我两眼。

四十多岁的女人，围裙系在腰上，手里攥着抹布。

“你找谁啊？”

“隔壁那个五金店，搬了？”

老板娘往那边瞥了一眼，“昨天下午来了个面包车，搬了半个多钟头就走了”。

“那个修收音机的老头呢？”

“也一块走了嘛，东西搬上车人就上车了。”

我琢磨了一下措辞，“那个老头，左手是不是少了半截手指？”

老板娘用抹布擦了擦手，表情有点奇怪。

“你说的是哪个？那个老头手好好的啊，十根指头我看的清清楚楚，上个月帮我拧过酱油瓶盖子，我还夸他手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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