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爱物中，我最喜欢手枪。在所有植物里，我最喜欢的是竹子。我这辈子能见一回真老虎，再放一回真枪，见到长在土里的活竹子，就值了。

听说“老虎滩”公园里有真老虎，几个同学怕被老虎吃了没敢去。我们几个胆大同学，下了一路公共汽车再坐无轨电车，提心吊胆来到海边“老虎滩”。

我们问一位师傅：“大爷，我们怎么没看见老虎？”师傅说：“老虎滩没有老虎，漫山遍野都是‘兄续’。我问：“什么叫‘兄续’？”他用手拍了拍身边一棵松树说：“这不就是‘兄续’吗？”我虽然没看见老虎，但是知道了松树的真名不叫松树而叫“兄续”。回家后我告诉别人，西山砬子长着一片“兄续”，不叫松树。小西山的孩子们全不叫松树，改口叫“兄续”。几年后来我才知道，松树还叫松树。只有辽南某地区的方言，才把松树叫成“兄续”。

在动物园，我终于看见了真老虎和各种动物，和画上的一样，只是活与死、动与静的区别。我又不想当老虎了，还是当人好，被关在笼子里太憋屈。

我走进一座闪着蓝光的大玻璃房子里，以为走进了龙宫。门两侧栽着两丛翠绿的竹子，上面挂着的纸牌上写着“日本青竹”。我以为家里的竹扫帚、做架网的竹竿、搂草竹筢子，都是“日本青竹”，太可惜了。

一排玻璃鱼缸里面，养着一群群各种颜色、品种的小鱼，哪有小西山南洪子和老李大河的胖头鱼、小梭鱼钉子、小鲫鱼好看？我不屑一顾地用手拍了一下，马上有人阻止，说：“这鱼缸一百四十多元钱，拍碎了你可赔不起。”吓的我隔的远远的。晚上，我们来到大连商场，我以为脚下亮灯的是玻璃灯，怕踩碎掉进去。一个老太太告诉我：“这是玻璃地面，踩不塌，放心走吧孩子。”

在大连商场，我头一回吃馄饨，以为是连汤一块儿吃的小饺子。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刚出来就走迷了路。一个年轻的妈妈领着七岁的男孩，提着东西走过来，男孩穿蓝色带背带的裤子。我说：“大婶，我走迷路回不去了。”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让孩子送我回去，自己提着东西先走。赵丽敏在音乐课上唱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洪湖鱼米乡”。让我说就是，“人人都说天堂美，天堂哪有大连好”。如果用吃饭来形容，大连是大米饭和白面馒头，县城瓦房店是掺了高粱米的“二米饭”（尽管我没去过县城），永宁公社是苞米饼子，盐场大队是苞米碴子粥，小西山生产队只能是地瓜了。

那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空气污染。我是冬天里的小毛驴，把呛人汽油味儿和煤烟味儿，当成青草味儿。我睡了十天地铺，一点都不凉，舒服得要命。

一个蛮横的远足者欺负我，故意踩翻一根木头方子，把我的中指砸掉一块皮，也是后来写字磨出老茧的位置。护士拉过我鲜血淋漓的手指头，直接浸到碘酒瓶子里，疼得我大声哭喊。这次受伤成了恶性循环，以后我一出远门，手脚非受伤不可。我有伤不能外出，和两个值日的城市女同学唠嗑，帮她们摆椅子。

城里孩子的午饭很简单，用手绢包个地瓜，再用报纸包了点虾皮。她们讲城市里的故事，我讲农村里的故事，双方都着迷，还相互留了地址。

除了吃饭，我还花一元三角五分钱，买了一支发射塑料子弹的盒子枪，花八角二分钱买了一支打塑料帽的气枪，花两元钱买了几副海绵鞋垫，买了一根麻花吃了一次馄饨，十元钱所剩无几。那天傍晚，我们坐火车离开大连。

父亲修过复州湾铁路，我认为天下铁路都由他亲手所修。

火车“嘁嘁喳喳”，像父亲喋喋不休地训导我。半夜三更，我们在松树火车站下车，招待处设在澡堂子里，那气味比杀猪褪毛还难闻，熏了我一辈子。

第二天我们早早出发，徒步六十里路回永宁，再走十几里路回小西山。

我们走在松树水库中间，踩的冰面“嘎巴嘎巴”响，裂开一道道闪电般开岔的冰缝。一想起行李里面捆着两截铁丝，我恨不得马上到家，做冰车滑冰。

我们一边走一边使劲跺脚，冰缝向四面八方裂开，声音更响更脆。我们后面跟着两个大人，一边说笑一边走，也和我们一样跺脚。大家上岸后刚攀上大坝，后面“呼嘎”一声。两个大人掉进冰缝里，冰块倏然合死，跺脚声冰裂声和说笑声全没了。后面一个人赶着牛车，在冰裂到来之前扔了牛车，一跐一滑往回猛跑。三头牛和大车颤悠了一下，也“呼隆”一声沉进冰缝。赶车人一边往岸上猛跑，身后的冰也一边追着他往下塌陷，把他撵到岸上，总算拣回了一条命。

我们站在大坝上，吓得目瞪口呆，也许刚才不使劲跺脚，冰面就不能塌陷。又一想，那两个大人也跺脚了，不能全怪我们。在我学过的所有成语中，对“没顶之灾”理解得最痛彻。也从那个赶车人身上，理解了什么叫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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