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庐州丢了，我却松了口气

大唐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的春天，江淮大地上的雨水格外多。

杨行密站在宣州城头，看着城外那一片泥泞的旷野，脸上的表情像刚吞了一整只没削皮的刺黄瓜。他身后站着一群浑身湿透的将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四个大字——“接下来咋办？”

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天，一个浑身是血的小校连滚带爬冲进了庐州城，声音都劈了：“大帅！孙儒！孙儒他打过来了！”

杨行密当时正在喝茶——准确地说，是在喝一种江淮地区特有的粗茶，苦涩得像是熬过头的草药。他放下碗，叹了口气，那种叹气的方式很特别，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胸腔里，带着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认命感。

孙儒这个人，杨行密太了解了。此人原是秦宗权的部将，后来秦宗权被朱温打得七零八落，孙儒便带着一彪人马自立门户，在江淮间横行无忌。这人打仗有个特点——不要命。不是他自己不要命，是他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他的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白地，老百姓跑得比兔子还快，连兔子都嫌他过分。

“多少人马？”杨行密问。

“少说……五万。”

帐中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杨行密自己手头满打满算，能凑出两万就不错了。而且这两万人里，还有一半是新招募的农家子弟，前两天训练的时候还有人被自己的长矛绊倒。

杨行密的弟弟杨行璙第一个跳了出来，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嗓门大，主意少：“大哥！跟姓孙的拼了！我打头阵！”

杨行密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吵着要放鞭炮的三岁孩子：“你上回打头阵，回来的时候盔甲都不见了，说是‘跑太快风刮没了’。”

帐中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杨行璙涨红了脸：“那次是意外！”

“每次都是意外。”杨行密摆摆手，没再理他，转头看向自己的首席谋士——袁袭。

袁袭靠在柱子旁，瘦得像根晾衣竿，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光，比刀还锋利。他已经病了很久了，久到杨行密每次看到他，都担心一阵风会把他吹走。但这个人偏偏还能站着，还能思考，还能在关键时刻说出让所有人闭嘴的话。

此刻，袁袭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守不住。”

三个字，干脆利落，像三颗钉子钉在桌上。

杨行密没说话，等着下文。

“庐州城小，粮少，孙儒五万悍匪，困也能困死我们。”袁袭咳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不如……走。”

“走？”杨行璙瞪大眼睛，“大哥，咱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当——”

“家当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袁袭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杨行密沉默了很久。他是个苦出身，从庐州起家，一步步走到今天，每一寸地盘都是拿命换来的。让他放弃庐州，就像让一个守财奴扔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不能，是心疼。

但他最终还是点了头。因为他知道，袁袭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二、袁袭的最后一次谋划

撤退的那天夜里，雨下得特别大。

杨行密带着两万人马，趁夜从庐州南门撤出，一路往宣州方向走。身后，庐州城在雨幕中渐渐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他回头看了一眼，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像丢了钱包，又像是甩掉了累赘，复杂的很。

队伍走了三天，在历阳扎营。杨行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孙儒不仅占了庐州，还渡江南下，连常州、润州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这姓孙的是属蝗虫的吗？”杨行密在帐中来回踱步，“过境之处，寸草不生啊。”

这时候，袁袭又开口了。他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两层厚被，面色灰白如纸，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得吓人。

“大帅，”他喘息着说，“孙儒虽然势大，但此人……有致命之疾。”

帐中众人都竖起耳朵。

“他残暴不仁，所过之处，民尽逃，财尽掠，地尽荒。”袁袭一字一顿地说，“他占的地方越多，摊子就铺得越大，粮草补给就跟不上。他手下那五万人，不是兵，是饿狼。饿狼聚在一起，没有足够的肉喂，最后……就会互相撕咬。”

杨行密听懂了：“你是说，我们等？”

“对，等。”袁袭嘴角微微上扬，“但不是干等。大帅可派偏师，袭扰其后，断其粮道。孙儒此人性躁，躁则易怒，怒则失智。待其露出破绽，便是大帅反击之时。”

帐中一片安静，所有人都被这个瘦弱的病人震住了。这个人躺在病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快没了，却还在用最后一丝脑力，为杨行密布下一盘大棋。

杨行密走到床边，蹲下身，握住袁袭冰凉的手：“袭公……”

袁袭摆摆手，打断了他：“大帅不必多言。我跟了大帅这些年，没什么大本事，就是动动嘴皮子。如今这嘴皮子，怕也快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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