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六年的清晨，长安城还笼罩在薄雾中，户部衙门里已经点起了灯火。李绛盯着账册上那行醒目的数字，手指轻轻敲打着案几。

“侍郎，这笔羡余若是进献上去，圣上必定龙颜大悦。”主事王谦搓着手，眼睛眯成一条缝，“咱们户部也能挣个脸面不是？”

李绛头也不抬：“这钱从何处来？”

“这个嘛……”王谦凑近了些，压低声音，“各州府今年的税赋略有盈余，咱们稍稍挪动些名目，再从常平仓里借点儿——”

“借？”李绛终于抬起头，那双眼睛清明得让王谦心里发虚，“然后呢？明年各州报灾，常平仓无粮可放，百姓饿殍遍野，你我该当何罪？”

王谦讪笑着：“侍郎言重了，不过是些寻常手段……”

“寻常手段？”李绛合上账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将国库钱财挪作羡余进献，这是欺君之罪。皇上要的是天下太平，不是虚报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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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辰，大明宫内，宪宗正听着太监诵读奏章。

“京兆尹奏：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果后自首，现押于县狱，请旨定夺。”

宪宗揉了揉眉心：“这已是本月第三起复仇案了。礼法，国法，孰轻孰重？”

殿内侍立的几位大臣互相交换眼神。刑部尚书崔群出列道：“陛下，杀人者死，律法明文。若开此例，恐民间私相复仇之风盛行。”

“崔尚书此言差矣。”一个清朗声音响起，众人看去，正是刚从洛阳召回不久的韩愈，“《礼记》有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梁悦为父报仇，乃是孝道。若一概处死，岂不寒了天下孝子之心？”

崔群皱眉：“韩学士，若人人皆以复仇为名行凶，国法威严何在？”

“所以臣有一议。”韩愈拱手道，“请定新制：凡为父复仇者，不得擅杀，须报官府。官府当奏请朝廷，由陛下圣裁。如此，既不违孝道，亦不废国法。”

殿内顿时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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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衙门里，王谦还在苦口婆心劝着：“侍郎，您知道现在朝中风气。不进羡余，别人会说我户部无能啊！”

李绛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王主事，你听说过‘饮鸩止渴’的故事么？”

“这……”

“今日进献羡余，龙颜大悦，升官进爵。”李绛站起身，走到窗边，“明日国库空虚，边关告急，赈灾无粮。到时候，你我这项上人头，够砍几次？”

王谦额头冒汗：“可其他各部都有进献……”

“所以他们不是户部侍郎。”李绛转身，微微一笑，“我今日若随波逐流，才是真无能。去，备车，我要面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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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之上，关于梁悦案的争论仍在继续。

宪宗突然问一直沉默的李绛：“李侍郎，户部事忙，你也来听听这案子。有何见解？”

李绛出列，从容道：“陛下，臣以为韩学士之议，颇有可取之处。”

崔群诧异：“李侍郎也赞同以礼破法？”

“非是以礼破法，而是以礼补法之不足。”李绛道，“律法如尺，可量曲直，却难量人心。梁悦为父报仇后即自首，可见其本心非凶暴之徒。若一概处死，律法则成了无情的铁板。”

他顿了顿，接着说：“恰如户部账册，若只盯着数目增减，不问钱粮来去，便是失了根本。治国亦然，法理之外，尚有人情天理。”

宪宗若有所思：“那你户部的‘根本’又如何？”

李绛等的就是这一问。他从袖中取出奏章：“陛下，臣今日正是为此而来。户部无羡余可进。”

殿内一片哗然。

“无羡余？”宪宗挑眉，“是收成不好？”

“收成尚可。”李绛坦然道，“但各州税赋皆有其用。江淮之粮备水患，河东之银充边饷，蜀中锦帛供军需。若强挪作羡余，不过是左库移右库，欺人且自欺。”

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臣以为，真正的羡余不在库中，而在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充实。陛下若要羡余，臣请以三年为期，必使国库岁入实增三成——不是挪移账目，而是开源节流，充实根本。”

韩愈忍不住喝彩：“说得好！”

宪宗看着李绛，忽然笑了：“卿言移库欺君，朕今日方知户部有真账。准奏，三年为期。”他又看向众臣，“梁悦案，依韩愈所议，杖一百，流放岭南。此后凡复仇案，皆须奏裁，不得擅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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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朝后，韩愈与李绛并肩走出宫门。

“李侍郎今日殿上之言，痛快！”韩愈笑道，“不过你那三年之约，可是给自己套了紧箍咒。”

李绛望着宫门外熙攘的街市：“韩学士不也给朝廷套了个‘紧箍咒’？复仇奏裁，往后刑部可要多费心了。”

两人相视而笑。

韩愈忽然道：“其实你我的主张，殊途同归。你是要朝廷看清实账，我是要律法看见人心。”

“正是。”李绛点头，“治国如执秤，一头是法度，一头是人情。偏重任何一端，这天下都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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