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被写上了阿拉伯数字，陈丽珍的那三张都是5，苏晓红的那三张都是6，其余则是1到4。

“先出去吧，等技术科到了再说。”

就在几人退出厢房，来到坝子上抽烟的时候，王新星带着两个男人来到了江家，一个看着四十来岁，一个更年长些，估摸着有六十往上。

年轻的叫朱有根，是村里的现任村长，年长的叫朱福根，是老村长。

“麻烦两位说说这家人的情况。”朱愚给两人各散了根烟，用全山本地话问道。

农村和城市不同，村民会本能排斥外来人，朱愚对着两人说本地话，为的就是拉近和两人的关系。

在听到朱愚说本地话之后，两人脸上的戒备神情果然减少了一些，之后的询问也进行得比较顺利。

江家两兄弟的父母分别叫江阿狗和俞有宝。

虽然江阿狗这名字不好听，但老头子算是村里的能人，是村里第一个进厂当工人的，别人家都在愁几个孩子吃不饱饭的时候，江家兄弟每天早上都能吃到一个鸡蛋。比起同龄人，他们的童年算是幸福的。

根据两人的回忆，江家兄弟小时候的性格都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在村里也有些玩伴。

可江南15岁的时候，江阿狗在村里一户摆寿宴的家里喝多了酒，半夜回家的时候失足掉进了河里，给淹死了。

俞有宝本来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江阿狗的尸体被捞起来的当天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摆寿宴的那户人家，要他们赔江阿狗的命，最后那户人家被闹的实在没办法，赔了他们1000块钱，才把他们母子三人给送走。

打那时候起，俞有宝开始变得愈发泼辣古怪，三天两天跟村里人吵架不说，逢年过节还会带着江阿阿狗的遗照去摆寿宴的那户人家要钱。

不出一年，村里再没人愿意和俞有宝来往，江家兄弟自然也受到了全村同龄人的排挤，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玩，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僻，见到人总是低垂着脑袋。

到了江南17岁那年，有天夜里14岁的江北突然高烧不退，俞有宝起初根本没在意，直到发现孩子烧到快40度的时候她才知道害怕，哭着跑去村里其他人家求助。

但那些村民平日里多多少少都被她骂过，根本不愿意帮她忙，最后还是当时身为村长的朱福根站出来，找了两个男人一起把江北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

卫生院那些赤脚医生的水平，有和没有也差不多，给江北下了一通猛药，烧是给降下去了，可也把他从一个正常的孩子变成了疯疯癫癫的傻子。

没出意外，俞有宝又把江北的遭遇归咎到了朱福根以及其他两个送他去医院的男人身上，跑去朱福根家里大吵大闹，还威胁说要死在朱福根家里。

说到这的时候，朱愚观察到朱福根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异样，那是愤怒夹杂着厌恶的表情。

于是他赶忙又替朱福根点上一根烟，问道，“这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朱福根连着吸了好几口，直到所有烟雾顺着他的鼻孔被排出体外，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房子，原本是我家的。”

在其他人震惊的目光中，朱福根接着往下说道，“我一开始也没把她当回事，没想到那女人直接掏出刀子割自己，还说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们。”

“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答应她啊老村长。”陆杰有些惋惜的说道。

“老头子我也不是怕事的人，第一次的时候我给赶出去了。可架不住她第二天又来、第三天又来，每天到了夜里就来我这要死要活的，拿刀割自己，把血涂我家大门上，拿砖头砸我们窗户......”

“你们怎么不报警呢？”陆杰问道。

“报过啊，警察也来过，可警察总不能天天夜里守在我家吧？”讲到这，老村长朱福根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儿子被她烦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冲出去和她理论，没想到她故意把刀子往我儿子面前推，我儿子一时没控制住，捅到了她一下。

她立刻就报了警，还叫嚣着要把我儿子给送进去坐牢，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怎么能看着他去坐牢，实在没办法就跟她低了头，问她到底想怎么样，想要多少钱，不够我给她打个条子，慢慢还。

没想到她说不要钱，就要跟我换房子，那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她找我家麻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这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前后左右都没有邻居，自留地也大，所以就给她惦记上了。”

说到这，老村长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村里人知道俞有宝跟村长换了房子以后，再也没人和愿意和他们家产生哪怕一丁点的交集，他们母子三人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从那以后，他们偶尔会在路上见到江南，他每次都是低垂着脑袋，不跟人说话。

问起俞有宝的死期，朱有根和朱福根想了好一会儿才确定是1990年的冬天，大概是11月份的样子，那时候全山县已经响应市政府的号召，要求农村居民死后必须采取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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