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刚过，北方的暑气还没完全消退，广州的天气更是热得像个蒸笼。

二愣子、张铁柱、还有合作社新招的退伍兵王建军，三个人站在广州火车站出站口，被眼前的人流车流晃得眼花缭乱。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挑着担子的，推着小车的，提着大包小包的，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喇叭声、汽笛声响成一片。

“我的妈呀……”二愣子抹了把汗，身上的确良衬衫早就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背上，“这人也太多了吧！”

张铁柱倒是镇定些，他在部队时去过南方演习：“广州就这样，人多车多。咱们先找地方住下。”

三人扛着行李——两个大麻袋，里面装着合作社的山货样品：鹿茸、貂皮、风干野鸡，还有些榛蘑、木耳之类的山野菜。郭春海交代得清楚：这些不是拿来卖的，是送人的样品，要在广州打开门路，得先让人看看货。

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一晚上五块钱。房间小得可怜，三张床挤得满满当当，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窗户对着马路，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一股脑涌进来，吵得人脑仁疼。

“这地方也太吵了。”王建军抱怨。

“将就住吧。”二愣子说，“队长说了，咱们是来办事的，不是来享福的。”

安顿好行李，三人下楼吃饭。旅馆对面就是一家小饭馆，门口挂着牌子：肠粉、煲仔饭、云吞面。他们走进去，点了三份煲仔饭。

饭端上来，是用小砂锅装的，上面铺着腊肠、鸡肉、青菜，下面是一层焦黄的锅巴。二愣子尝了一口，眼睛亮了：“嘿，真香！”

“南方人做饭就是细。”张铁柱也吃得津津有味。

正吃着，旁边桌来了几个年轻人，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头发留得老长，嘴里叼着烟。其中一个看到二愣子他们，用粤语说了句什么，几个人哄笑起来。

二愣子听不懂，但看表情知道不是好话。他放下筷子，瞪过去：“说啥呢？”

“哟，北佬脾气不小啊。”那人用蹩脚的普通话说道，“第一次来广州吧？土包子。”

“你再说一遍？”二愣子站起来，他个头比那几个人高半头，往那一站就带着股彪悍劲。

那几个人见势不妙，嘀咕了几句，匆匆吃完走了。

“妈的，狗眼看人低。”二愣子坐下，心里憋着火。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张铁柱劝道，“咱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打架的。”

吃完饭，三人回到旅馆，商量下一步计划。郭春海给了他们三个地址：一个是广州最大的中药材市场，一个是皮货市场，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明天先去中药材市场。”二愣子说，“鹿茸、貂皮这些，应该有人要。”

第二天一早，三人扛着麻袋去了中药材市场。那地方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整整一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有的门面气派，有的简陋。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味，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药材堆在门口，晒在竹席上。

他们转了一圈，找到一家看上去挺大的店铺，门口挂着牌子：广济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算账。

“老板，收药材吗？”二愣子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

老板抬起头，打量了他们几眼：“什么药材？”

二愣子打开麻袋，拿出几支鹿茸。这是合作社去年秋天猎的马鹿茸，经过一冬天的保存，颜色依然鲜亮，毛茸茸的，品相极好。

老板眼睛一亮，接过鹿茸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嗯，是好东西。东北来的？”

“对，大兴安岭。”

“怎么卖？”

二愣子想了想，报了个价：“一支五百。”

这是郭春海定的底价，不能低于这个数。

老板摇摇头：“贵了。这边鹿茸也就三四百一支。”

“那不一样。”二愣子说，“我们是野生鹿茸，不是养殖的。你摸摸这质地，闻闻这味道，能一样吗？”

老板又仔细看了看，确实不错。野生鹿茸药效比养殖的好，市面上不多见。

“这样吧，四百五，我全要了。”

“不行，最少五百。”二愣子很坚持。

两人讨价还价半天，最后四百八成交。老板收了十支鹿茸，四千八百块钱。

“你们还有别的货吗？”老板问。

“有。”二愣子又拿出貂皮。

貂皮更受欢迎。广州冬天虽然不冷，但有钱人喜欢用貂皮做衣服，显身份。老板看了货，连连点头：“这貂皮好，毛厚，油亮。怎么卖？”

“一张八百。”

这次没怎么还价，七百五成交。五张貂皮，三千七百五。

从广济堂出来，三人手里多了八千多块钱。二愣子把钱小心地收好，心里踏实了些——至少这趟路费赚回来了。

接下来几天，他们跑遍了几个市场，把手里的山货样品都送出去了。有些人收了货给了钱，有些人只是收了样品，说要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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