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黄的欢腾尚未平息，紧迫的军情便如影随形。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在敌人阵营中引发了巨大的波澜和更凶狠的反扑。蒋介石严令湘、黔、川各省军阀，趁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合围“兜剿”。敌人的包围圈正在迅速收紧，企图将这支新生的强大力量扼杀在黔东地区。

总指挥部内，灯火通明。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红六军团政委）等领导人，以及林峰、周安民等核心骨干齐聚一堂，气氛严肃而紧张。墙上悬挂的军事地图，清晰地标示出四面逼近的敌军箭头，形势岌岌可危。

“同志们，情况大家都清楚了。”任弼时扶了扶眼镜，语气沉稳而坚定，“敌人的胃口很大，想把我们这两块刚刚合拢的‘硬骨头’一口吞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我们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跳出包围圈，北上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同时寻找机会，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北上！这是唯一的出路！”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嗡嗡作响，“黔东这里，虽然群众基础好，但回旋余地小，敌人重兵压境，硬拼是下下策。我们必须运动起来，跳到外线去，把敌人调动起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战略方向确定，但具体路线选择，却存在分歧。有人主张直接向西，进入云南，利用滇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寻求发展；有人建议向东，返回熟悉的湘西老区；还有人认为应向西北，进入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康边地区。

林峰闭目凝神，【地脉感知】全力扩展。在他的脑海中，武陵山脉、乌蒙山脉、乃至更遥远的川黔滇边地区的山川走势、河流分布构成了一幅宏大的立体图景。他能模糊地“感觉”到敌军重兵集结区域传来的那种沉重、压抑的“阻滞感”，也能捕捉到一些兵力相对空虚地带的“空隙”。

他睁开眼，指向地图上黔东以北、川黔交界的一片区域：“我认为，我们应该先向北，然后伺机向西或西北转移。向北，可以做出威胁川东、甚至宜昌的态势，必然引起川军和鄂军的紧张，调动敌人。而这一带，”他的手指划过乌江中上游和武陵山北麓，“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利于我们隐蔽机动。更重要的是，我的感知告诉我，这一区域目前敌军兵力部署，相较于东西两线，要稀疏一些，存在我们穿插过去的可能。”

萧克仔细看着地图，沉吟道：“林峰同志的判断有道理。向北，看似迎着敌人兵锋，实则出其不意。川军刘湘与蒋介石并非铁板一块，鄂军也担心我们进入其腹地，必然会有所顾忌。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矛盾点。”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慎重的权衡，总指挥部最终采纳了林峰建议的大方向：主力部队立即出发，向北突围，跳出合围圈，经湘西进入川黔边，争取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或自行开辟新的局面。

突围！血战湘黔边

命令下达，刚刚会师、尚未不及充分休整的红军队伍，再次踏上了征途。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兵力近两万（注：历史上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约一万七千人）的红色铁流！

突围的过程，异常惨烈。红军选择从敌军结合部的薄弱处，强行撕开缺口。在湘黔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围追堵截的湘军、黔军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战斗。

林峰的能力在这样大规模、高强度的运动战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感知地形和规避危险，而是开始尝试将感知与战术相结合。在一次关键的阻击战中，他提前“听”到了敌军一支迂回部队在山谷中行进的“脚步声”，及时预警，使得贺龙能够迅速调整部署，派出一支精锐部队抢占制高点，将来犯之敌打了个措手不及，成功掩护了主力转移。

然而，能力的使用也带来了巨大的负荷。连续多日的高强度感知和行军，让林峰的精神力几近枯竭。在一次夜间急行军时，他因精神恍惚，差点从陡峭的山路上失足坠落，幸好被身边的警卫员死死拉住。他脸色苍白如纸，头痛欲裂，不得不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走了一段路。

“林部长，您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周安民看着林峰虚弱的样子，心疼地劝道。

林峰躺在担架上，望着星空，虚弱但坚定地说：“没事……我还撑得住。队伍……不能没有方向……”

他的付出是值得的。在他的指引和军团领导的英明指挥下，红军主力以惊人的毅力和牺牲，连续突破了敌军数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间，成功地跳出了敌人在黔东布置的包围圈，进入了湘西的永顺、大庸（今张家界）一带。

新的抉择，融入洪流

进入湘西，并不意味着安全。敌人如同跗骨之蛆，紧追不舍。同时，关于下一步行动方向的争论，再次出现。部分来自红六军团、习惯于中央苏区相对稳定环境的同志，希望能够停下来，在湘西建立一块较为稳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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