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民带来的消息，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红二军团指挥部几位核心领导的心中，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波澜。那刚刚因决定开展生产自救而凝聚起来的、略显悲壮的务实氛围，瞬间被这突兀而诡谲的“特派调查员”搅动了。

“南昌行营特派调查员……”贺龙总指挥重复着这个头衔，粗壮的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眼神锐利如鹰，扫视着林峰和恽代英，“老蒋那边的人，主动找上我们？还透露‘清乡’情报？要提供药品？哼，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

他的怀疑毫不掩饰。在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较量，见识了敌人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后，对于这种来自敌方阵营的“善意”，第一反应必然是高度的警惕。

恽代英政委显得更为沉稳，他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分析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姓徐的，其身份是真是假，尚且存疑。即便身份为真，其动机也极其可疑。无非几种可能：一，这是敌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图诱捕我们高级干部，或者获取我军团核心情报；二，此人或许真是敌人内部某个派系的人物，想利用与我们接触的机会，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打击政敌，或者中饱私囊，甚至……为其背后势力寻找一条可能的退路？三，最坏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双重陷阱，既想钓我们上钩，也想借此清理他们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林峰沉默地听着，大脑飞速运转。他脑海中那修复缓慢的系统，此刻似乎也被这高风险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信息刺激得活跃了一些。那种模糊的“风险评估”波动再次出现，但依旧无法提供清晰的判断，只是隐隐传递出一种“高威胁”与“潜在机遇”相互交织的混乱信号。这种感觉，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听到远处传来的、分辨不清是友是敌的脚步声，让人心神不宁。

“首长们的分析都很透彻。”林峰开口，声音带着沉思后的冷静，“这个‘徐特派员’，无论其真实目的是什么，都必然包藏祸心，至少也是极度利己。与他接触，风险极高，一步踏错，就可能万劫不复。”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首长们也清楚。药品，尤其是奎宁和消炎粉，是能救命的东西。前线医院里，多少英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为缺医少药，被败血症、疟疾夺去了生命……这个机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实性，背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陷阱，我们也很难完全无视。”

他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赣江下游的樟树镇区域：“敌人新一轮的‘清乡’情报，我们可以设法从其他渠道进行交叉验证。如果属实，说明这个姓徐的至少掌握着一些真实的信息渠道。至于药品……这诱惑太大，但我们绝不能轻易咬钩。”

“你的意思是？”贺龙盯着他。

“接触，但必须绝对控制风险。”林峰斩钉截铁地说，“他要求见‘更高层级’的人，我们绝不能派军团级别的领导，甚至师级干部也不行。我的建议是，选派一位经验丰富、胆大心细、并且相对陌生面孔的团级或资深营级政工干部，冒充更高层级的人员，携带经过精心设计的、真伪混杂的、不会泄露我军核心机密的情报，去与他周旋。”

“同时，”林峰继续补充，思路越来越清晰，“这次接触，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立刻达成交易，而是‘辨真伪，探虚实’。要尽可能摸清这个姓徐的底细——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人？他主动接触我们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所能提供的药品渠道是否可靠？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我们可以适当表现出对药品的迫切需求，甚至可以同意进行一笔极小的、试探性的交易，但交易方式和地点必须由我们来主导，确保安全。”

“风险还是很大。”恽代英沉吟道，“派去的同志，等于是在刀尖上跳舞。”

“所以人选至关重要。”林峰看向周安民，“安民同志，你手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必须绝对可靠，心理素质过硬，随机应变能力强，而且要有足够的‘演技’。”

周安民紧锁眉头，快速在脑海中过滤着情报系统内的一张张面孔。片刻后，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有一个人选，或许可以。他叫李文杰，原红八军宣传科副科长，上海大学读过书，有文化，懂一些江湖门道，应变能力很强。年初因伤调到我们情报系统，负责对外联络工作，身份相对隐蔽，外面认识他的人不多。最关键的是，他对革命忠诚不二，意志坚定。”

“李文杰……”林峰在记忆中搜寻着这个名字和相关档案，确实符合要求，“可以重点考虑。但要对他进行紧急培训，熟悉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准备好应对方案和紧急撤离路线。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触手’吧。我们要伸出触手，去触碰这片迷雾，但必须确保触手随时可以收回，甚至必要时……断尾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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