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过问政事，每日以读书、写字、下棋度日。府里的藏书被他重新整理，那些关于军事、民政的奏稿，他看了又看，时而叹息，时而沉思。有人劝他：“王爷，时代变了，该放下了。”他却摇头：“有些东西，不能放。”

民国初年，袁世凯想请毓朗出山担任清史馆馆长，他婉言谢绝：“我是大清的臣子，不能做民国的官。”张勋复辟时，派人来请他参与，他也拒绝：“此等闹剧，只会让宗室蒙羞。”

日子虽清苦，毓朗却坚守着宗室的气节。他变卖了不少古玩字画，却始终保留着肃亲王的世袭印章，说：“这是祖宗的信物，不能卖。”他教育子女：“不管是大清还是民国，做人的本分不能丢，爱国的心不能变。”

长子恒耆在民国政府的财政部任职，清正廉洁，颇有毓朗之风；次子恒馞在陆军部供职，治军严格，深受部下敬重；三子恒锟成了画家，以卖画为生，日子清贫却自在；女儿恒慧则致力于慈善事业，救济贫苦百姓。

1922年，毓朗的身体日渐衰弱。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召集子女，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不要惊动官府。墓碑上只写‘清宗室毓朗之墓’，足矣。”

七、暮年余晖：乱世中的风骨长存

1923年，农历癸亥年的春天，北京城的海棠开得正盛。毓朗躺在病榻上，看着窗外飘落的花瓣，忽然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父亲华丰抱着他在王府花园里赏花的情景。

弥留之际，他让家人取来那本宋刻本《资治通鉴》，翻到“安史之乱”那一页，对守在床边的恒耆说：“国家兴衰，在乎民心。失了民心，再强的军队、再深的根基，也会崩塌。”

说完，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六十四岁。

毓朗的葬礼简单而肃穆，前来吊唁的多是前清旧臣和他当年的学生。段祺瑞亲自为他题写墓碑，上书“清故军机大臣肃亲王毓朗公之墓”，字里行间透着敬重。

他的子女们遵照遗嘱，将他葬在肃亲王家族墓地。墓碑没有雕饰，没有铭文，只有朴素的石质，在风雨中沉默矗立，像极了他一生的行事风格——不事张扬，却自有风骨。

八、历史回响：宗室重臣的时代剪影

毓朗的一生，跨越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见证了晚清从内忧外患到最终覆灭的全过程。他不像恭亲王奕欣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庆亲王奕匡那样贪婪腐败，更不像载沣那样优柔寡断。他是一个实干家，一个在乱世中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宗室重臣。

在军事上，他编练新军，创办军校，推动了晚清军事的近代化；在民政上，他整顿治安，发展实业，为北京城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为人上，他清正廉洁，坚守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重。

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难以抵挡历史的洪流。毓朗的改革措施，如同在即将沉没的巨船上修补漏洞，虽延缓了沉没的时间，却无法改变最终的命运。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所有试图在旧体制内寻求变革的人的悲剧。

如今，肃亲王府早已成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府内的亭台楼阁依旧，只是换了主人。偶尔有游客驻足，听导游讲述这里曾经的故事，或许会有人问起：“毓朗是谁？”

他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名字，却也是晚清政坛上一道不可磨灭的剪影。他的实干，他的坚守，他的无奈，都化作了历史的注脚，提醒着后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与奋斗，纵然渺小，却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毓朗的故事，就像王府里那棵百年的海棠树，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沉默地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也沉默地诉说着一个宗室子弟在乱世中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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