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我十三岁，终于能出远门了——去北平，跟着朱棣北巡。

爹答应这事儿前，在书房里踱了三夜步。最后一天早晨，他眼窝深陷，胡茬青黑，把正在啃包子我拎到跟前：“去了北平，事事听燕王吩咐，不许自作主张。”

“是。”我咽下包子馅。

“每日写行程日记，五日一封信寄回来。”

“是。”

“北边冷，多带衣裳。”

“是。”

爹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伸手把我揽进怀里。我脸贴在他胸口，闻见朝服上的熏香味——那是宫里特制的，每家公侯都不一样，我们李家的味道是松柏混着墨香。

“景隆。”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闷闷的，“你娘要是还在……”

他没说完。我娘在我七岁那年病逝的，我只记得她总穿着淡青色衫子，坐在窗前绣花，绣的鸳鸯总是一大一，小的那只歪歪扭扭的。

“爹放心，我懂规矩。”我说。

爹松开我，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囊：“这里面是云南白药、薄荷膏、还有你娘留下的护身符——开过光的，戴着。”

我接过皮囊，沉甸甸的。后来在北平时，薄荷膏真的用上了——我水土不服起了疹子，抹了三天才好。

出发那天清晨，朱棣亲自来府上接我。他骑着一匹黑马，马脖子挂着红缨，在晨雾里像一团移动的墨。身后跟着二十骑亲卫，铁甲在熹微里泛着冷光。

“文忠兄放心，三个月后，完完整整还你。”朱棣在马上拱手。

爹深深作揖：“有劳殿下。”

我爬上专门给我准备的小马——枣红色的，温顺，叫“赤霞”，是爹从御马监挑的。马鞍是新的，垫着厚厚的软绒，但我坐上去才发现，骑长途和在家溜圈是两回事。

朱棣策马过来，俯身检查我的马肚带：“紧三指，记住了。太紧伤马，太松摔你。”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系扣时又快又稳。我闻见他袖口传来的味道——不是熏香，是皮革、铁器和一种说不清的草木味，后来我知道那是北平城外的野蒿。

“出发。”朱棣一抖缰绳。

马队出了金川门，北上。我回头望，南京城墙在晨雾里渐渐模糊，像一幅褪色的画。

爹还站在府门前，一动不动。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官道拐弯处。

那一刻，十三岁的我突然有点想哭。

但朱棣在前面，我不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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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整整一个月。

经过徐州时黄河正在涨水，浑黄的浪头拍着堤岸；过济南时赶上庙会，街上人挤人，糖葫芦的甜味飘出三里地；到德州时我第一次看见运河，千帆过处，槽工们的号子声粗犷得吓人。

朱棣一路上很少说话，但每到险要处，他总会勒马，指给我看：“这里，前元时打过仗。”“那儿，洪武七年有流寇，我亲手斩了匪首。”

他说的“我”，不是“本王”，不是“孤”，就是“我”。这让我觉得，他不是在炫耀，只是在陈述事实，像说“今天吃了米饭”一样自然。

进北平地界那天，下起了小雨。朱棣没穿蓑衣，雨水顺着他盔缨往下淌。他抬手抹了把脸，指着远处灰蒙蒙的轮廓：“看，那就是北平。”

我眯眼看了半天，只看见一片低矮的城垛，比南京差远了。

“不如京城宏伟。”我实话实说。

朱棣笑了：“城墙是不高，但你看——”他马鞭虚指，“北倚燕山，南控中原，东望渤海，西连太行。这不是一座城，这是一把抵住北元喉咙的刀。”

雨渐渐大了，他的话混在雨声里，却一字一字砸进我耳朵里。

在北平城休整了五日，朱棣带我去燕王府。王府还在修，工匠们扛着木石上下穿梭。正殿的梁刚架上，朱棣仰头看了会儿，转头对我说：“将来修好了，你来，我给你留间厢房。”

我当时只当是客气话。后来靖难时，那间厢房真的留了——成了软禁我的地方。

第六天，我们往居庸关去。

出城三十里，景致全变了。南京的柔山软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岩石、稀疏的枯草，风刮过来时带着哨音，吹得人脸生疼。

居庸关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城墙贴着山脊往上爬，箭楼像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獠牙。守关的将士看见朱棣的旗号，开关放行，铁闸升起时发出的嘎吱声，听得人牙酸。

登上关城时，正是黄昏。朱棣把我拉到垛口前：“往下看。”

我探头——下面是万丈深渊，一条山路像细线般挂在崖壁上，蜿蜒消失在暮色里。风从谷底卷上来，带着土腥味和某种野兽的嚎叫。

“怕吗？”朱棣问。

“不怕。”我说谎了，腿在抖。

“怕也正常。”他却说，“我第一次来这儿，十四岁，跟着徐达大将军。那晚在关城上睡，听见狼嚎，一夜没合眼。”

“现在呢？”我问。

“现在？”朱棣笑了，那笑容在暮色里有些模糊，“现在听不见狼嚎，反倒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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